邵道生：阻碍社会共同致富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邵道生

　　拜读了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真还不知说什么才好！虽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文章那样的“战斗棱角”，但是，却因为不会审时度势，不会与时俱进，文章无论从立论到论据都错得一塌糊涂，以下是挑几个出来说一说。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一个错误：将人民对改革的反思武断地认为“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这一二年来我们的社会围绕着改革的争论主要在做什么？我想，主要还是几百万、几千万的民众对进行了27年的改革进行反思，而一小部分的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则不仅拒绝对改革的反思，反而倒打一耙将社会轰轰烈烈开展的对改革反思视作为洪水猛兽，是“反思与拒绝反思“之间的争论，决非是改革与反改革的争论。

　　而这个皇甫平先生呢？居然与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一样，睁着眼睛将对改革的反思称之是“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

　　改革开放27年了，应不应该作一下认真的、严肃的、彻底的反思呢？稍有理智的人都认识到，不仅应该而且已经是迟了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社会过去有一种倾向：只注意弘扬“黄金发展期”的“黄金发展”，不怎么注意这个“矛盾凸显期”的“矛盾凸显”，更没有认认真真地去思考这个“矛盾凸显期”是怎么来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巨大的危害性？应该怎样去治理这个“矛盾凸显期”？应该说，从某种意义说，这一二年来社会进行的反思只是在做“补课”工作，尽管晚了一点，作用是巨大的，然而这个皇甫平先生对此却视而不见，固执，抱住老皇历不肯放，将几百万、几千万人民对改革的反思武断地认为“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什么动机所致？实在想不出来。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二个错误：凭空臆造“弱势群体”及“非主流经济学文人”要否定社会改革开放的论断。

　　这几年来对改革进行反思的主体是什么？我想，主要还是“弱势群体”，还有一部分是自发地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比较有良心的“非主流经济学文人”，于是一个问题自然便会出现：这部分“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经济学文人”为什么要反对改革？他们的社会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说，上世纪进行的“姓‘资’姓‘社’”的斗争是一部分具有极左思想的权力人士以及思意识形态人士不肯失去他们的“权力天堂”，惟恐改革开放打烂他们的“权力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那么，这次被“主流经济学家”泡制出来的所谓对改革开放否定的“弱势群体”及其和“非主流文人”究竟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不改革对“弱势群体”及其“非主流文人”来说有什么样好处呢？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不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吗？说句实在话，我实在想不出这两类人(“弱势群体”和“非主流文人”)哪怕有一点的要否定改革开放的航脏的“社会动机”。

　　其实，这也正是当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皇甫平先生的“苦恼“所在，这帮人煞费苦心地臆造出一个“弱势群体”及其“非主流经济学文人”要否定社会改革开放论的一个神话，可怎么都找不出他们为什么要否定改革开放的原因，于是就采用一种“循环式的认证方式“：因为社会上存在“反对改革的思潮”，所以就出现了“左倾化倾向”；因为社会上存在这种“左倾化倾向”，所以就要反对这种“反对改革的思潮”……

　　可笑不可笑，实在太可笑了，真没想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皇甫平先生的“哲学的贫困”居然贫困到这样的程度！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三个错误：故意用制造“新事端”来转移社会的的注意力，刻意转移反思的大方向。

　　皇甫平虽然老了一点，脑子并不糊涂，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一样，他很清楚当今社会“矛盾凸显期”的“矛盾”凸显得实在太厉害了，用皇甫平的话来说，人们到处在“骂”：“‘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 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新的民谣，以下则是新的一首：“企改抢走了工人的饭碗，房改搜光了百姓的钱包，教改急死了无奈的爹娘，医改为百姓提前送终。” “骂”并非是解决问题的良策，但是，对“弱势群体”来说除了“骂”还能做什么？它不过是自己这一群体遭受某些“具体改革”不公正感受的一种无奈方式，幸好还有“非主流文人”这类人的存在，于是，“弱势群体”的许多“骂”就转化为一场对改革反思的主要内容。

　　对“弱势群体”及其“非主流经济学文人”来说，有一点非常清楚，改革有“好的改革”和“不怎么太好的改革”，有“成功的改革”和“不怎么成功的改革”，有“市场化的改革”和“伪市场化的改革”，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改革”和“不怎么代表人民的改革”，有“出于公心的改革”和“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有“让全体社会成员都富起来的改革”和“只让一小部分‘有权人’和‘有钱人’富起来的改革”……由“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经济学文人”为主体的进行这场反思的矛盾始终是对着那些“不怎么太好的改革”、“不成功的改革”、“伪市场化的改革”、“不怎么代表人民的改革”、“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和“只让一小部分‘有权人’和‘有钱人’富起来的改革”，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改革，这就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我就是弄不懂，这个让社会改革变得更好、更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为什么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皇甫平先生一点都看不到？硬是将几百万、几千万“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经济学文人”的反思看得漆黑一团？！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四个错误：一味地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错误思想和观点辩护。

　　在这轰轰烈烈的27年改革历程中为什么在社会中存在“不怎么太好的改革”、“不成功的改革”、“伪市场化的改革”、“不怎么代表人民的改革”、“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和“只让一小部分‘有权人’和‘有钱人’富起来的改革”？我想，重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领域的权力者硬是用“刚性的权力”去推行、实施作为“具体改革”的“高参”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多得海了去”的“最前卫的错误理论观点”，因而将一些“具体改革”弄歪了方向，变成了“不怎么太好的改革”、“不怎么太成功的改革”、“伪市场化的改革”、“不怎么代表人民的改革”、“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和“只让一小部分‘有权人’和‘有钱人’富起来的改革”……而且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多得海了去”的“最前卫的错误理论观点”中，不乏那些“海归”回来的“主流经济学家”鼓噪、宣染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它们对一些“具体改革”(如“医改”、“教改”和“房改”，以及国企的所谓转制改革)渗透得非常厉害，这类“具体改革”的后果亦非常严重。

　　想一想亦是这样，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通过一二个“具体改革”让四千万农民变成“三无农民”的(“圈地运动”)的？让几千万“4050代”工人变成“下岗工人”的(所谓“国企转制”)的？要知道这二个数字一相加就是近一亿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因利益大受其损而变成了“弱势群体”，公平吗？公正吗？我想，这类“具体改革”的“具体做法”在国外是一个都找不出来的！

　　稍有点良心和正义感的人都会对这些“不太成功的改革”进行批判性反思，都会对一些“高参”所持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然而皇甫平先生像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在这儿搞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游戏”，将“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经济学文人”对一些“具体改革”的批判，变成了是对整个改革的批判，所以，皇甫平先生的“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的这段话很是别有用心，是要将搅混了水混上加混的，我可以肯定，在几百万、几千万反思者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会将中国27年的“整个改革”都看作是在奉行西方新自由主义，但是，他们一定会毫不含糊指出，在“整个改革”的一些“具体改革”中，的的确确被西方新自由主义渗透了进来，对它们的批判不仅是应该的、必须的，还必须“继续升温”。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五个错误：盲目地患上了一种“市场化机制崇拜症”

　　我历来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中性概念”，因为它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而一个“完善的、健康的市场经济”并不因为你提了“要建立市场经济”的口号而自动到来，更何况在当时我们的社会是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去建立这个“市场经济”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大量的、包括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渗透进来，如果我们的社会在“市场经济化过程”中事先有诸多个“警觉”，多采取一些“防范措施”避免让改革成果落进“少数人”的口袋之中，多进行一些科学的社会调查和多进行一些社会科学实验，多考虑一点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农民的“种地需求”和“工作需求”)，少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诸如“以牺牲3000万职工利益为代价”的“国企改制”……那么，也许今日之社会矛盾就不会那样“凸显”，由几千万“下岗工人”和几千万“失地农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对一些“具体改革”的反对声就不会那么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同意皇甫平先生的那种用“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这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将原因“概括”完了，能说服得了人？诸如“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这类话已经变成了现代版的典型官话，它，谁都会说，谁都会讲，若是不从更深层次的体制因素、权力结构因素去解决，那么它永远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总之，完善的、健康的因素市场经济从何而来？它只能是从对27年的改革反思而中来，从对“不怎么太好的改革”、“不成功的改革”、“伪市场化的改革”、“不怎么代表人民的改革”、“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和“只让一小部分‘有权人’和‘有钱人’富起来的改革”的扬弃中来，从对那些包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而来。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六个错误：用文过饰非的手段来掩盖一些地方用权力硬性实施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错误。

　　皇甫平先生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高论：“……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这段话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大旗，而不仅仅像皇甫平先生含含糊糊说的是“效率优先”这四个字，问题是，在不少“具体改革”中是只讲“效率优先”而不讲“兼顾公平”，所写的“公平”两字不过是装装样子，因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起来，所以才会有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一段话，看来，皇甫平先生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是落伍了。

　　在这27年中的的确确有一小部分人富了起来，如果皇甫平先生能尊重现实的话，在“先富”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致富”、“腐败致富”、“行贿致富”和种种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人们对这部分人是“仇”的有理，“恨”的有由，作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理应对这部分人进行“秋后算帐”，让他们“获利还吐”、“还利于民”，打击腐败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在“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中若是忘掉了这一个基本国情，那么它肯定不是符合国情的“工商文明”。

　　皇甫平先生忘掉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阻碍中国社会“共同致富”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仇富情结”，而是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具有相当实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要拼死保护已经获得的非法既得利益，他们还要继续从“弱势群体”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所以他们决不会让“胡温”顺顺当当地推行他们的“新政”的，然而皇甫平先生却将这一点“漏掉”了。

　　简单结束语：一个曾经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的反“左”先锋，如今却用“左”的棍子猛打以“弱势群体”及其“非主流经济学文人”为主体的“改革反思者”，这倒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先哲说的话好啊：“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总之，一定要“慎用、慎提‘左倾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