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中国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改革是最成功的

　　李慧

　　“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关系千万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这方面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几乎每一次恶性事故的发生都会引起人们较大的争论，但是，每一次的争论结果却都是不了了之。就象“郎顾之争”以后，国有企业改革多方面的争议才成为社会的焦点一样，对“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意见的爆发是从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得出了“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总体不成功”的结论开始的。

　　中国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成功的吗？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医疗制度不断健全，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技术在不断地改善；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教育规模世界第一，中国的教育发展迅速，中国的教育环境正在不断优化；我们还看到了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不断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高楼大厦已经严重过剩了。所以，就我们看到的的感觉来说，中国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最成功的。

　　中国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失败的吗？是非常失败的。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人在中国天价的医疗制度面前退缩，看到了那么多的人没有基本的

医疗保险，看到了那么多让人心痛的医疗事故；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多的中国人望学兴叹，看到了那么多的高素质人才失业，看到了那么多的人才成为教育的牺牲品；我们还看到了那么多的中国人为房奋斗却望房止步，那么多的国人居住在没有关怀的环境里，那么多的中国人生活并不舒心。

　　所以，尽管中国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最成功的，但是，无论是那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安享中国“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的成果，因为在中国“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成果的背后，中国的老百姓们所要付出的却是极其高昂的支出，甚至是沉重的负担。总而言之，就大多数国人的感觉来说，“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无疑是最失败的。为什么“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会深深地刺痛国人，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的确，中国在公共领域的改革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而且，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热闹的场面足以使我们相信中国的改革已经成功了。但是，每每当我们要深究下去的时候，却往往发现那层经济泡沫后面却埋藏着许许多多令国人不解的现象，掩盖着许许多多令国人心痛的故事。因为没及时带钱看病，医院就硬是看着病人在急诊室门前死去；因为没钱交学费，父亲竟然将儿子活活掐死；也因为付不起高昂的房费，在美妙的房改声中，新婚的年轻人硬是“诈”干了父母的血汗。

　　任何人只要粗略地算一笔帐，就都能知道“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的结果对国人有多么的沉重了，一个孩子上完大学生的支出大约要20万元，终生的医疗费用支出大约也是20万元，住房支出以平均水平计也约为20 万元，连上个人其他的花消费用，一个人成长的总耗费大约是100万元，而我们满打满算的工作时间不过30多年，在目前收入的情况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要挣够100万元，这简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象的数目。

　　当然，对已经富裕了的收入阶层来说，100万元并不算是什么。但我们改革的目标不仅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进步和改革的成果，对于这样一个大多数人接受起来可谓沉重的结果，改革的负担的的确确是不轻松的。所以，2005年夏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那份《对我国医疗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报告，得出了“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总体不成功”的结论甫一出台，立时赢得了社会的一派赞同之声。而把中国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成果比喻成新“三座大山”，更是已经成为了国人的共识和感叹。

　　所以，反思中国公共领域里的改革，我们不禁要问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改革成功的衡量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就算达到目的，还是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进步和改革的成果才算成功？对倍受诟病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 究竟应该如何衡量？对于这样一个大多数人接受起来可谓沉重的结果，我们真的可以那么不负责任地说改革是成功的吗？同样，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我们真的可以不顾众多下岗职工收入锐减的现实，只从国有企业的效益增加方面，不负责任地说国企改革是成功的吗？

　　厉以宁教授在北大光华2006新年论坛上建议说，中国应当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将发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的确，当我们用科学发展观回顾改革的时候，如果综合各方面的客观因素，改革是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改革的争论，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成败二字可以归纳的，而是如何确立改革标准的问题，那种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却只有成败结论的所谓 “改革”是改革最大的障碍，也是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思想阻力，我们不能用畸形的改革来毁掉改革，必须用捍卫改革的精神反对一切形式的“假改革”和“为少数人牟利的改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改革已经从群众热烈的参与和积极的呼应，变成了一部分人的穷吆喝与一群人的痛斥，变成了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的搏弈，变成了部分人谋取私利的借口。从多数人赞同“主流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代言，到卫生部公开反对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总体不成功”的结论；从愈演愈烈的食品卫生安全事件，到环境污染、信用丧失、人格精神颓废和文化素质缺乏，我们所需要的并不只是经济发展的表面繁荣，而是需要建设一个更加科学、和谐、人文的社会，不仅要中国走向世界，更要世界走向中国。

　　中国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失衡的最深层的原因在那里？琼·罗宾逊在《现代经济学导论》中指出：“经济学绝不可能是一门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的、完全‘纯粹’的科学。” 史密斯——这位深受鲁迅先生推崇的、开启了中国人自我性格研究，并19世纪来中国实地传教达22年之久的美国人，对此是这样阐释的：“商业作为文明的辅助手段，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并不能作为改革的手段。……古代那些伟大的商业国家并不是最好的国家，相反却总是最差的；它们的现代继承者情形则完全不同，这并不能归因于贸易，而完全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

　　中国虽然一直是古代最富裕的国度，但是，大量的财富只供少部分人享用，绝大多数人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贫困线以下，此外，官商一体的垄断行为也极大地限制了自由经济的发展，因而，中国始终缺乏严格的商品经济意义上的财富概念，而对社会财富强取豪夺的方式更是形成了对权力的崇拜，而对人的价值却是极大的不尊重。那种流传至今的“吃了没有”的问候语，将民众的穷困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那种不知从何时形成的“下跪”礼仪，甚至引发了近代史上的中英之间战争的故事，更是中国腐朽文化的典型象征。

　　20世纪初曾来中国居住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罗斯教授，在他所著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指出：“要解释中国大众极端贫困的原因，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国人都致力于一种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使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呢？罗斯教授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在近代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从文化角度提出的社会理想类型理论中找到了答案。马克斯·韦伯的研究结果表明：封建制的独特性在于其有效的契约制度，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后的制度不具有这种属性，其统治不是按固定的契约和法则来进行的，因而，它不属于封建制度，只是一种家产制度。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下的私有产权制度的发展是不充分、不独立和不完全的，产权制度的不完善必然造成契约关系的缺乏，也就自然缺乏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性的个人存在，甚至发展成了一切以消融个性，侵害人的价值为代价的文化，因而使中国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共管理体系，最终妨碍了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斯·韦伯都认为，那种使国民普遍丧失自爱自持和道德自律的文化，实质上也就是寝淫在封建专制下、文化，根本不可能孕育现代商品经济制度。所以，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就表现出了严重的文化不足问题。

　　中国社会为什么不尊重个人自由呢？其实，中国的自古以来的管理制度一言以蔽之——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人身依附制度。因为我们往往不理解尊敬的含义，而是将尊敬异化成过度的谦卑恭顺，并最终将其变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制度。这种制度对人的生命是极为不尊重的，更谈不上对人格的尊重，不是和为贵，而是崇尚暴力，通过激烈的权力斗争来达到个人的目标和私欲。鲁迅先生曾就中国人的国民性评论为“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也有人指责中国人粗俗颓废的“农民意识”，其实这些只不过是社会压迫下的、扭曲的人性反抗，如果离开社会制度而空谈什么国民性只不过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的办法。

　　实质上国民性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国民素质问题，因为，那基本上是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一种无奈，而不是他们就没有民主的权利要求，更不是他们的素质就是低劣的，而是上千年封建制度的欺压和迫害使民众失去了讲“礼”的耐心。中国只有平民，而没有公民，“公民”是近代才出新的一个词汇，而没有公共管理的社会是没有公民存在的必要的，只有公共管理才能产生出真正的公民。自尊者人必尊之，自贱者人必贱之，国家与人的关系必须颠倒过来。国家不能凌驾于人民的公共利益之上，只有充分尊重自己的公民，才可能有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

　　中国人历来不重视个人的存在价值，“君子”与“小人”可谓是中国文化的分水岭，因为中国古代讲“君子”和“小人”，从一开始就人为地把人的精神贬低，自然对市场行为中的人的作用表现出一种人格上的蔑视。其次，我们考察中国的历史，“君子”与“小人”的命运却经常是相反的：一个奸佞的小人往往身居高位，欺上瞒下，无限风光；而一个谦谦君子却经常功名难求，一腔爱国热忱无法施展，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小人得志的阴谋史。杜甫在《锦树行》中感叹道：“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反封侯。”元代一无名诗人说：“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凭忒心偏，贤和愚不辨。” 郑板桥主张“难得糊涂”、“吃亏是福”，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我的政治理想》一文中说：“只有个人才思考，从而为社会创造价值，不仅如此，甚至还能建立起那些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象是没有养料供给的社会土壤一样而不可想象，而人的个性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社会的健康状况状态必然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独立性，还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密切的社会结合。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个人的解放和思想的独立自由发展才是从古希腊开始燃起，并导致欧洲文艺复兴和美洲文化崛起的真正的基础。”

　　西方哲人黑格尔曾说过：“凡是属于精神性的东西都离中国人很远。” 著名学者周国平对中国人行为多年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人文精神缺少人的观念，缺少对生命的尊重；科学精神中缺少思考的认真态度，缺少对头脑的尊重；宗教精神中缺少广义的理念，没有独立的心灵生活，缺少对灵魂的尊重。所以，那些看似简单的公共管理行为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人”的文化。在经济生活中，中国缺乏个性的民营企业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企业的发展，而不尊重客户价值的陋习也成为中国企业树立企业名牌的最大障碍，中国之所以发生了那么多利用“生命维权”的事件，就是因为没有制定契约和遵守契约的传统，没有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对公共管理的认识。

　　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说，在所有的人得到自由之前，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中国人一直以来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己任，到近代更是集中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但结果却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变成了美妙的幻想，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全民意识所带来的只能是更加混乱的天下。那种不分时代、不考虑环境、不研究具体方式的口号式的全民热情，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却做着把天下归为己有的勾当，这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治理结构思想体系是矛盾的。

　　在阿马蒂亚·森这位1998年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中，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人类民运的思考。他认为，发展就是要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意愿来生活”的能力，但我们发展的目的却为资本献身、为政策鼓掌，而不是为人格存在，为真理求索。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更是把世界历史说成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历史。他认为这种绝对精神的发展就是个性逐渐成熟的过程，而具有个性的道德和个人的自由意志就使希腊变成了美丽的自由王国，“美好的个性”是古希腊“性格”的中心。

　　20世纪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在法国社会学家德克海姆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出现了以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帕森斯为首的一批现代化的理论先驱，其本质特征是科学知识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和物质决定论，实质上就是发扬近代西方人的主流，即科学知识主义的人类精神，经济决定论的人类社会性和享乐主义的人类本性。马克斯·韦伯精辟地指出，所谓现代化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理性化，换句话说，就是注重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和实际的效果，更准确地说，就是要建立以人为本的文化。

　　有专家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指出，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相当一部分的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这种专制的制度体系只能形成的是一种低效的“多极”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充分地深化。美国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曾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但在中国社会结构演进的这一过程中，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制度自然淘汰现象，反而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传统影响而得到加强。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它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这两个中心命题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做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我们再从商业本身的作用来看，因为人文环境的不同，商业本身的作用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说：“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发生变化以至消失。”这里，诺斯首次提出了规则与潜规则的问题，并首次提到了企业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市场中的这些行为无不与契约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渊源。

　　资本主义的发展最重要的诞生了自由经济的运行规则，并为个人的事业成长创造了足够的空间。被誉为“管理哲学家”的查尔斯·汉迪在考察了东西方不同制度的社会现代化后，发现尽管商业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但是，人们最普遍关心的问题还是对人生及生命意义的追问，而盲目地追寻市场的价值就会导致一个不争的后果，即把一切包括人生都当作了生意。查尔斯·汉迪在《饥饿的精神》一书中，提出一种“正确自私”的个人哲学，认为个人必须对别人负责，然后才能实现自我目标，这样做的同时也使个人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也是现代商业精神的最高宗旨。

　　《共产党宣言》曾经为我们勾勒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蓝图是：“取代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制度社会，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把个人平等的自由发展作为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这着实是耐人寻味的。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罗姆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化是人格完善的重要内容，这也弗罗姆心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对人的精神的尊重，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人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换句话说，没有对人的尊重，经济活动至少是不完全的经济活动。中国公共领域改革遇到的难题也正在此。

　　1896年，李鸿章访美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不无羡慕地表示，中国虽然也办有报纸，但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事实的真相，因而，也就不能广泛地传播文明，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近代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理由，竟然是“文明国家”对“野蛮落后”的东方民族的惩戒。仔细想一想，一个没有监督的政府，一个人们都不敢说真话的社会，一个没有明确的契约关系和社会公共管理的社会，不是“野蛮落后”还能是什么呢？在中国人们对于权力本身的崇拜甚于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拥有权力者可以凌驾于维护职责的法律之上，随意地践踏法律的尊严，同时，公众法制意识的淡薄又普遍造成了社会公众对权力监督的薄弱。

　　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虽然没有一个朝代敢公然宣称与人民为敌，但是，却几乎无一不是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那些“起为义举、成则为私”的农民起义结果照样还是“换汤不换药”，中国的普通民众始终是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的。严格来讲，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中国的封建帝王建立的都是以攫取个人利益为目标的政治，而不是体现公民意志的政治，一方是“人民病苦，道殣相望”，另一方却是“宫室日更，淫乐不讳”。鲁迅先生在写给曹聚仁先生的信中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离开了个人主张、个人权力和个人意志，一个社会的先进性是无法表现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是没有“人权”这一概念的，“人权”这一词汇是日本学者在1861年由西方翻译过来的，在1897年前后才传入中国的。而在中国“人权”曾经一直是一个禁区，经历了一个从讳言人权到党和政府文件予以确认、再到写入国家宪法的发展过程。从人权概念的引入到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即国家第四次修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实际上，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人权”的不断觉醒，并得到正式确立的历史。

　　100多年来，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批评不绝于耳，但是，不时见诸媒体的中国人“集体失语”现象和冷漠行为仍在发生，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查出的企业制售伪劣商品案件也并未减少，这些现象都一再提醒我们，不确立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不建立包括经营哲学、行为准则和人格追求在内的经济伦理规范，仅有物质上的奋斗目标，我们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完成，只有从根本上确立了全社会的价值观念上的变革和国民行为上的改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应当说，在中国所有的改革项目中，“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最容易的，因为“医疗、教育和住房”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世界各国也都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参考，但是，恰恰是这种最容易的改革最不成功。因为没有树立最基本的人文关怀、没有最起码的信用纽带、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改革就不能说是成功的。从“文革”十年的隐痛到今天象政治任务一样的为“农民工讨工资”活动，从医院对病人的见死不救到失学儿童无助的眼神，从关注

食品安全到对环境资源的担忧，在对中国改革系统反思的今天，重思改革的发展方向是十分必要和现实的问题。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孔子在世时的主张并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老子的道德五千言也是武力胁迫下的作品，他们的思想主张中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和出世的理想化追求。这些尚未分化的文人群体对社会的舆论影响造成了民众思想的混乱，以至于有人从另一方面谈到说，假如中国没有孔子，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今天人们对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与20世纪初人们试图将儒家文化驱逐出中国的主流文化道理是一样的。

　　有专家称，改革的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可是，究竟那些人属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专家又不肯明确地指出来。也有专家谈到，中国公共领域里的改革不很成功，这话怎么听起来也是特别的别扭，究竟问题在那里，什么是不很成功呢？所以，中国要走向政治文明，要真正树立强国意识，必须彻底建立一切以公共规则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必须彻底改变一切以领导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上，必须要有个人的思维分辨能力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只有人才是现代市场商品经济的活动中心。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主题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是我们不能须臾偏离的、真正的改革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