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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道生
当今的改革究竟要防止“右”还是“左”，或是“右”和“左”都要防？这就要看对改革的干扰究竟来自何方，是来自“右”还是“左”，或来自“右”和“左”。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靠几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想当然的不行，靠他们拍脑子的灵感一闪不行，若是因为为自己一伙人受了点批判凭而作出“报复性判断”那就更不行的了。
那么，对改革的干扰究竟来自何方呢？正确的的判断应该来自对客观形势的分析。
对此，我非常同意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最近对中国二百余名官员、学者、科研人员作的“二00五中国改革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即，当问及“制约中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大约有五成专家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二成二的专家认为是缺乏改革的高层协调机制。我也非常同意调查报告中的这样一段话：“改革开放27年来，我国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既希望通过改革攻坚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又害怕在改革攻坚中失去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往往寻找代言人宣扬其政策主张；而弱势群体则对现状不满，与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了新的矛盾，希望政府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同时弱势群体的同情者则到处为他们疾呼。”
这个调查数据和分析明确地向社会发出了以下这些信息：
第一，哪一个群体在哪儿“制约中国改革攻坚”？调查报告的明确结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用我的话来说，他们是27年改革开放利益的最大获得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就是在于在一些“具体改革”中改革“变了形，走了样”，这是改革设计者在原先改革中没有估计到的，尽管他们对其中的可能性发出了“危险性警告”，但是，利益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少数的“有权人”和少数的“有钱人”抢占了社会利益的制高点，决不允许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终于产生了！
第二，“既得利益集团”的确是有他们的“代言人”，而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亦公开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事实上，在少数人结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抢占社会利益制高点、获得利益的时候，他们的“代言人”的的确确是在利用他们的“经济学的精英理论”在忠实地“宣扬其政策”，而且，这些“代言人”在当今改革的攻坚阶段也一定会继续“宣扬其政策”，目的呢？二个：一是希望在“改革攻坚”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二是害怕在“改革攻坚”中失去既得利益。
第三，“弱势群体”是改革开放27年中的利益受损者，譬如，主要有6000万因改制而失去工作的“下岗工人”，4000万在“农村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三无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一些“具体改革”发生“变了形，走了样”，主要还是反映在这类社会阶层利益的受损之中。一般来说，“弱势群体”所不满、反对的改革是让他们失去工作、丢失土地的的改革，是让他们“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改革，他们最大的期盼是：“希望政府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而现在的“胡温新政”实施、执行的正是一个不让改革“变形、走样”的改革，是一个高举公平、公正大旗的改革，是一个时时刻刻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改革，是一个让全社会公民享受改革成果的改革，对此，“弱势群体”的态度当然是支持、拥护，怎么会成为改革的干扰、阻力呢？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编造出来的理由实在是缺乏逻辑支持。
第四，“既得利益集团”财大气粗，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去寻找他们的“代言人”(事实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就直言不讳地声称：“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之中作为在主流媒体上“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声音是非常强大的，基本上听不到“弱势群体”的声音。所以，可以这么说，在“既得利益集团”和“代言人”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捆绑式的。而“弱势群体”呢？他们也想寻找他们的“代言人”啊，然而他们实在太穷了，“雇不起”为他们说话的“代言人”，他们的“代言人”都是社会一批自发的、没有“报酬”的、完全是出于“义愤”的仗义执言之士，因而就出现了2005年的轰轰烈烈的“全民性反思”，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一些“变了形、走了样”的“具体改革”改回来，就是为了让改革更健康、更理性、更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怎么能说这个由无数个“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发动的“全民性反思”是为了反对改革呢？是改革的阻力呢？
总之，改革的阻力只能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他们的“代言人”， 哪种要防止“左倾化倾向”的论调不过是要将水搅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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