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永亮：中国经济学界的问题讨论如隔山打牛

　　常永亮

　　征集了十多个对经济学或是外行或是内行，但绝对不乏学习能力、思考能力的知识界人士对中国经济学争论焦点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的意见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问题讨论(多数情况下非指学术讨论)如隔山打牛，从来走不上学术逻辑的轨道。因而用不上内行，任何一个有兴趣的外行都可以发表出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观点。

　　经济学外行可以屡屡发表真知灼见的经济学观点，这一反逻辑的现象是源于内行学者们对经济学问题的判断失误往往不是经济学理论上的失误，而是逻辑学、修辞学或者法学等领域的失误。这样的失误往往给了经济学外行发表高见的机会。笔者以为中国经济学如果消除了这些经济学之外的常识性失误，一定能够指日腾飞。

　　首先，学者的头脑需要走出概念化的僵化思维误区。比如：改革、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管理创新、金融创新等等的抽象名词，仅仅在纲领性文件中有思想指导意义，仅仅在引导民众意识上有意义，在诸如法律、经济、民生、公共服务、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具体问题的方法论探索中应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而有心讨论真问题的学者应该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将其彻底摈除。因为现实中应该没有人真的反对这些占尽了天时地利的概念。偏执地一味指责某某人反对改革，不愿意发展，这既不是经济学领域中的问题，也不是真正学者的语言，聪明的被指责者其实无须一词予以反驳。而由于被指责者或是不够聪明，或是囿于传统舆论压力过大而奋起反驳，就形成了概念化的无谓论争。热闹，激愤，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管是学术讨论还是问题论争，摆脱概念化束缚，紧紧抓住真问题，才能摆开阵势，论出短长。

　　第二，学者的思维和语言需要遵循最基本的逻辑学规律。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发现并提出了问题，可是你提出了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呢？” 这样的质问，是雄辩技巧，而不是真理探求。雄辩，可以使用“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而学术讨论、问题论争，如果是为了发现和解决问题，就必须遵循正确而严格的逻辑。人家在指出问题的时候，你既不表明观点，又不进入第二个“寻找问题根源”阶段，径直地就要人家拿出解决方案，还大有方案必须正确，不正确就没资格发现问题的架势，这样的逻辑跳跃，是犯了“转移论题”的错误，它使讨论的问题复杂化——即使人家有准备，拿出了解决方案，你也没有准备和人家心平气和地讨论方案，而是不知道又要跳跃到那个逻辑层面上去了。

　　“纵然产权改革出现了许多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反对改革。不改革则肯定是死路一条。”这样的话，在真诚的改革问题探索者口中也是时常出现的。而稍一推敲就会发现，它在逻辑上是混乱的。既然承认了国企产权改革出现很多问题，逻辑的自然进程就是探讨问题根源，讨论解决方案。而没头没脑地喊出“不改革肯定是死路一条”，就在逻辑上陷入混乱了。首先，指出改革中的问题，在逻辑上没有不改革的嫌疑，这是犯了“换质推理”方法的错误和“中项不周延”的错误；其次，不搞产权改革是不是死路一条是另一个需要立论的问题，在这里突然扯进来是武断的，在逻辑上是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

　　第三、讨论经济学问题的语言基础是修辞学。修辞学是教我们词语锤炼的。而我们的经济学问题讨论往往过不了“词达意”这修辞的第一关。最典型的修辞学错误是在“公平与效率”的讨论中将“公平”滥解为“平均”。“公平”是人类孜孜以求，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是宏大的法学概念，而“平均”则仅仅是分配领域的狭窄名词。“公平”在伦理上难以穷尽，在法理上最为公正；而“平均”在技术上难以实现，在法理上无公正可言。二者本来水火不容，不可同日而语，却有不少大牌学者也将其混为一谈，使论争对手原本为了人类公平福祉的慷慨陈词，魔术般的变形成了无赖之徒的非分索求。对这样的大牌学者，不追究学品、人品因素的话，那就只剩下修辞学基础的因素了。

　　“改革”和“改革路径”在修辞学意义上的不同本来是大小概念的简单差别，却有为数不少的诚恳探讨改革问题的学者、大众将其混为一谈。原因是人们在口语中往往将两个概念简化为同一词汇。同一词汇在不同场合表示不同含义的现象在语言学中较为普遍。修辞学如果说和语言学有什么差别的话，大概就在于语言学要求学习者主体将同一词汇的不同概念理解清楚，而修辞需要主体想尽办法将两个概念锤炼得鲜明化，让客体明白。这一点需要严肃的真理追求者慎加甄别。比如同一句：“我们的改革错了！”在现实的观点争论中，绝大多数论者的意思是：我们改革的方法、路径错了，而没有不需要改革的意思。如果另有少部分人公开声明：我反对的就是完整意义上的改革！那么，开动高智商人类的思维机器认真转动一下，他反对改革的观点就一定是需要挞伐而不容存身的吗？他的“反对改革”就一定是你所认定的那种反对社会变革的概念吗？很可能非也！可能他认定“维新”，或决意“革命”，而不看好“改革”呢？他的观点日后即便被证明错了，也和你为之动容的概念毫不相干。要想在理论上反对你的论敌，搞清楚对方真正的思想含义应该是必须的，否则，理论探讨，问题争论就总是隔山打牛，不着边际。

　　第四、说真话，建立真实的立论前提也是经济学功底之外的必要条件。谁都知道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有一个不真实，结论就不会正确。而我们在经济理论的讨论中对前提条件，对事实情况的认定却漠不关心。有人根据14年股市运行的结果是万亿资金灰飞烟灭，上市公司普遍挥霍了社会资金而没有多创造社会财富的现实，认定中国股市总体上搞错了，需要彻底改革。也有人就认定上市公司业绩多数很好，股市促进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只需要在继续圈钱融资的的既定方针下小改小革就行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有人看到90%的国有企业资产都在黑幕交易中流失了，呼吁停止不合法的MBO。也有人就认定经理人和地方政府串通图谋国有资产的只是极少数，因而MBO应该继续。截然相反的两种主张，其实不是理论思维产生的差异，而是承认不承认事实而采取的不同对策。争论的双方不把事实认定清楚，理论上自说自话是得不出共同结论的。

　　“说真话”好象是道德层面的要求，其实它更是经济学思维逻辑的前提。不要说我们面对一个眼睁睁的社会现实畏惧于传统政治的惯性力量而没有勇气承认，我们就无法把解决问题的方案探讨下去，就是有了承认现实的勇气，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人们也不可能象辨别男人女人那样简单地认识“经济现象的事实”，因此。建立共同的“经济现象事实”的认识基础，应该是经济学理论探讨中前置的内容。而纵观我国经济问题论争，甚至纯学术讨论的历史，寻找出共同事实认定的基础，搞明白对方立论的真实思想，建立对话的基础平台，再将论争深入下去的有效辩论，就象巫医偶尔也搞清了病情开药方一样少之又少。

　　我国经济学要想走向世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染指诺贝尔奖，不走出狭隘思维的圈子，不挣脱幼稚的形而上学框架束缚，将是群猴贪月一样可笑的事情。我衷心地祈祷中国的经济学家千万不要在有幸和国际大师们探讨预防经理人职务犯罪课题的时候，面对一个企业的最高管理层全部涉案获罪的现实，口中仍在念念有词：我们的领导班子大多数成员是好的，犯罪的只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