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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判断·改革
李慧
自从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道”的概念以来，“道”就作为了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涵和中国文化的象征，至今老子在《道德经》中所阐述的思想仍然被人
们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到今天为止，尽管关于老子《道德经》的历代译注本有上千种之多，但是，《道德经》译注本数量之多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哪一个注本都没能真正地说明老子的《道德经》究竟说了些什么。
《道德经》的内容实际上并不多，共81章，5000余言，分为上、下两篇。老子及其《道德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千百年来，尽管关于《道德经》的注释如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但是，如果按照我们所有关于《道德经》翻译的著作及注释研究来看，老子的思想实际上是毫无头绪，甚至是极为混乱不堪的。例如《道德经》中关于“无为”的思想就有很多歧义；而老子的“弃智”、“愚民”思想也是很难被理解，几乎没有被现代人所赞同的；至于气功修炼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但是，最终并没有得到科学的验证，以至于老子本人和他的《道德经》成为流传最为广泛，但却至今无人能够问津的“天书”。
在西方，老子的《道德经》是比孔子或任何儒家作品都更流行的著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但是，正如英国学者马丁·奥利弗谈到老子的“道”时说的那样：“不无讽刺的是，道家一方面认为一个人是不能找到道的，但要服务于人类却最好要遵循道。”很多人在对《道德经》的研究观察中，都无法彻底打破《道德经》自己设下的这个怪圈，因而对《道德经》的注释尽管举不胜举，但始终没有一个让大家公认的、准确清晰的注释。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道”是东方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词汇，但是，逐渐发展演变的结果，它甚至不是一个词汇，而是一种系统复杂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然而，这实际上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更有甚者用“道”来代表中国文化，表面上看起来是高深莫测，其实，“道”这么简单的一个字，而且谁也说不清楚的东西，即使它包含的内容再丰富，能代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吗？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本质是玄学，一个“道”字就可以代表全部的中国文化，但是，一种企图包罗万象的东西实际上是什么也代表不了的，这种貌似可以解释一切的高深文化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特定的内涵，结果就是由着每个人来随便解释，最终必然导致一片毫无意义的混乱。
我们翻开权威的汉语词典，对“道”的含义都是这样解释的，道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因为老子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后来，韩非在《解老》中将道进一步解释为法则、规律的意思，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者，万理之所稽也。”我们姑且先这样来理解。但是，请大家试想一下，一个“道”字又怎么能够包含宇宙的本原和所有的自然规律呢？就算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也不至于这样表达吧，这难道不是我们无形中低估了老子的智慧吗？
老子的《道德经》因内容的繁杂显得十分混乱，老子在这篇被称为“道德经”文章的开篇就这样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见所谓的“道”并不是一般的东西，接下来老子继续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样一来，“道”就更加玄妙不可知了。所以，在现代典籍对“道”的解释体系中，认为道既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同时，也是一个神秘而不可知的精神实体。
尽管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道德经》流传至今，我们都把老子的“道德”理论当成了既艰深晦涩，又不易实行的内容。一方面，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可是，另一方面，老子却开玩笑似的说：“不笑不足以为道。” “道”的基本特性就是自然和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他特别指出，只要用“虚静”、“恬淡无为”、“玄鉴”就可以达到“闻道”的目的。老子在《道德经》最后还强调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那么，“道”究竟是什么含义呢？仔细研究老子的“道”，由于它从一开始就云里雾里的不着边际，结果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以后，老子却说：“大音稀声，大道无形。”而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道不成器也”，实际上也就是《易经》上“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反面，还是没有说清楚什么是“道”。这就好象讲了半天关于人的道理，但你要问他究竟什么是“人”，他却反问你，人这么简单的东西还用问吗？凡是不是人的东西的对立面就是“人”。
从道对中国人的影响来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是说归说，做归做。所以，中国文化自出现以来，就一直是处在一种自我矛盾之中。“名实之争”自老子始。人类学家陈其南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实际是一直环绕在虚与实，即名与实的关系上，结果反而造成名实之间的解组，名实各自发展至极端。” 胡适先生《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就指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胡适先生同时还抨击道，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不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而且，“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他们“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
关于如何破解老子《道德经》中“道”的问题，不是本文主要论述的问题，但是，关于如何对老子《道德经》中“道”的研究现象却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说：“科学根植于常识性的思想，科学从这里开始，科学最后也必须要回到常识上来。” 泰戈尔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而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天道”其实是已经模糊到了极点的含义，尽管老子宣称“治大国若烹小鲜”，但如果用只有老子才能看懂、老子才能说清楚、老子才能够理解的“道”，而别人谁也看不懂、谁说不出来、谁也理解不了的这样所谓的观点主张来治理国家，又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但是，一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人们还纠缠在企图对两千多年前的“理”、“气”、“天人合一”以及“道”、“德”、“仁”等这些概念，寻求圆满解释的混乱之中。虽然明代思想家王守仁呼吁：“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清代思想家戴震亦强调：“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但都丝毫引不起骄奢淫逸的统治阶级的兴趣，自然更对崇尚虚无学术风气、习惯了八股文章的腐儒们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对此，中国文化就自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中国人“偏重实用而不究虚理”；另一种则是 梁启超在总结李鸿章的悲剧时，评价说的：“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
如果我们对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做一个通俗解释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人常常讲“道理”，西方人却注重讲“管理”，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实却从根本上蕴涵了思维方法上的不同：道理讲的是水到渠成，无水何来渠，水到渠自成，因此，中国人开口即讲天地万物，统而论之，造成了中国的文化习惯是总体论；但是，天地万物是人所不能完全把握的，而道理也不总是讲的，是要做的，因而，有“格物致知”的说法，最终，实际形成的一种实物主义。管理则讲的是挖渠引水，有渠方有水，渠成水自来，西方人关注的是每一事物之间的细枝末节，重在研究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讲究按科目研究分析，最后得出对世界的总体研究，形成了西方的文化的习惯是结构论；因而，有“学以致知”的说法，最终，导致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形成。
我们从中国习惯讲“道理”与西方人注重讲“管理”的一字之差中，就可以发现，西方文化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系统的理论，中国的文化则表现为逻辑的缺乏和较强的说教特性。中国人总是把西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与中国的“周易”和“道”联系在一起，认为西方科学的有关内容已经包括在中国的“周易”和“道”中间了，可是，我们却又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有关科学管理、经济理论和声、光、电以及机械原理等知识，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周易”和“道”仅仅是告诉我们一种对自然的尊重和探究自然规律的方法，而并没有真正包括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实际内容。
孟德斯鸠说：“观察构成科学的历史，而使科学超凡入圣的则是体系。” 中国的古代发明虽然曾经影响世界，但正如指南针奠定不了磁场理论基础，火药解释不清爆炸的化学原理一样，实物技术与理论思维是有区别的，技术进步与科学发展也是不一样的，技术进步仅仅提供的是一种实物技能，而科学发展提供的却是一种尊重并鼓励创新的环境，提供的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方法，由此延伸下去，现代我们虽然也有了杂交水稻、“两弹一星”和载人宇宙飞船，但是，实物技术的进步并不代表社会创新环境和思维科学的形成，升官发财那一套和封建迷信活动并不因此而减少。中国古代发达的实物科技与西方现代科学思维之间相比，缺少的正是孟德斯鸠称之为“体系”的东西。
就中国文化的体系和环境来说，与“体系”同样缺少的还有文化上的“判断”，纠缠在“虚理”与“实用”之间的中国文化，在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演变和功利现实的灌输之后，我们已经丧失掉了独特的、判断分析的能力。我们天天都在谈论纠缠不清、华而不实的“文化”，对东、西方文化的问题从晚清一直争论到现代，但奇怪的是，我们却说不清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而造成这种欠缺的真正的原因就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提出的“文人政治思维”。那种屈服于外在压力下的自我意识，无法自我发挥的自由想象力，失去了个人存在价值和精神基础的良知和没有理性思维的独立意志下的“文人政治思维”，又怎么能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呢？
判断是什么？ 所谓判断是一种将概念应用于直观的方法，是将自我意识、想象力、良知和独立意志综合起来分析事物的一种方法，如果因外界影响或自身原因，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项能力，判断就是不完整的。古希腊哲学家埃皮克提图说：“人们并不受事物本身的困扰，困扰他们的是自己对事物的思考。”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更是指出：“精神的一切活动归结起来就是判断。”从本质上说，人类的自私、贪婪、疯狂、愚妄和自我优越性，以及各种冲突都出于一种对事物的判断。可以说，判断几乎决定了人类发展的一切行为，可见，判断对与人类有多么的重要。
我们需要的是人类对事物的思考和判断。判断是进化的产物，一方面，当今社会人们之所以出现迷茫、困惑，并不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有多么复杂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物欲横流的浮躁中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比如现在有人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其实，“循环经济”是古已有之的粗浅概念和人类生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之所以重提“循环经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只注意到了经济的本身，却忽视了经济背后的本质和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表面上是在发展经济，实际上却是在做着与发展经济背道而驰，甚至破坏经济，竭泽而渔的事情。其实，我们离开了对事物最基本的判断的时候，也就离开了人类赖以寄托的最基本的精神基础。
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在人类社会剧烈发展的变革时期，由于规则与交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人类把握规则与交易的能力也在不断地下降。所以，人们也往往因此会不自觉地丧失分辨是非的能力，并因为自身价值观的不同与承受不同环境文化的适应差别，产生巨大的心理困惑，造成了对现实压力的恐惧，从而，看不到现象背后的矛盾所在，找不到处理事物的标准和解决办法，自然也就更把握不了处理问题核心的原则，那些极端的暴力行为和非理智的举动出现也就并不奇怪了。于是，一个本来应当是理性的社会却由于整个社会判断能力的不足和丧失，不仅应该减少的社会的混乱没有减少，反而又使我们增添了许多新的困惑。
最早意识到判断在我们生活中重要性的人物，当首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认为，虽然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概念是不能变化的，例如具体的每个人是变化的，可人的概念却是不能变的。所以，概念或“定义”的逻辑概念就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确定了基本概念即定义的基本内涵后，才能够对事物有一种基本的发展研究方向，否则就只有空泛的争论，而没有争论的基础了。按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来研究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往往越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越是没有人能够说清其中真正的内涵。
现在我们谈论最多的词可能就是市场经济了，但最困难的就是我们说不清市场经济及其目的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都在谈论改革和创新，改革和创新已经从不被人知，不被人认可，变成了人人都可以戴上的面具，变成了廉价的“地摊货”，但这时我们才遽然发现，尽管改革和创新是客观存在，并影响巨大的事物，可从它们的诞生出现至今，我们只听到了不断的争论，却始终没有人能够获得一个准确、清晰的概念。从“郎顾之争”开始，到“主流经济学家”们苍白无力的辩白；从风口浪尖上被“煎熬”着的朗咸平，到情绪热烈的“愤青”们的狂热，当我们都认同了改革和创新，并要走下去的时候，却没有了方向，把改革和创新这样一种严谨、系统的行为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没有“根”的争论？
阿克塞尔·哈克在对诺贝尔获奖者的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哲学：“人之所以是人，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提出问题；二是因为他想回答问题。”那些儿童们提出的所谓的“天真的问题” ，却往往都是关乎人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例如；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们为什么要上学？人为什么要分男女？人类为什么要有战争？等等。也许有人会说，知道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呢？问题并不在答案本身，而在于这种争论的过程。那么，请问我们争论的原因又何在呢？事实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许我们的答案并不准确，期待能从现有的理论中找到答案，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的大多数理论仅仅讨论了这些问题混乱过程的逻辑现象，却没能从根本上清楚地告诉我们问题的本原是什么。
于是，每个人就都在按照自己五花八门的理由诠释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但是，只要你一回答出你的答案来，马上就会有无数个人来与你争论，而且争吵到后来，反而不知道争吵的原因是什么了。一个社会引起争论，并导致混乱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判断的扭曲、丧失和没有判断，而我们之所以缺乏判断，是因为有两个最根本的原因：一是这些看上去似乎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却找不到答案；二是即使有答案却没有公认的标准答案。以至于我们日常生活发生争论的缘由，归根结底还是有没有一个我们公认的、清晰的、有助于我们分析判断问题本质的、有效的标准或前提。
所以，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提出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默顿在《社会伦理与架构》一书中说：“一件事情的发生，若由于错误的定义，则可促成一个错误行为变成事实。” 至此，我们终于解开了人类社会之所以混乱的根源。在这种意义上，可是说柏拉图的思想对哲学的伟大贡献影响之深，至今是无人可比的，以至于20世纪的一位哲学家把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哲学都归之为“大体为柏拉图的脚注”。一个理论之所以存在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对现状的正确解释和对事物的科学预测。这里，我们之所以提出判断的重大意义，并不是想延续过去的那种思维习惯，更不是要下一个自以为是的概念或所谓定义，就此企图对复杂的人类和社会行为一一做出解释。
判断的重要意义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判断是争论的前提，是科学实践的基础，是要我们换成另一种争论的思维方法，或者说至少掌握一种通行的判断分析原则和方法，目标是使我们每个人做出的答案更能彼此接近，并最终得出对事物共同的判断结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具备真正鉴别判断能力的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大师级的人物与大师级的理论。要做到准确、清晰地判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判断的前提必须要有明确的概念和公共标准，虽然，似乎没有必要每个人都必须提出类似定义这样的问题，并清楚地知道问题的答案，但一个大家共同认可，并近乎参考的答案必定是解决争端的重要前提，所以，从最基本的概念认识入手，并确立共同遵守的适合标准和条件，还是有存在必要的。
著名作家丁铃曾说过：“在中国有一个怪现象，本来是明明白白的问题，但就是迟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现实中许多应该得到解决的问题经常被推诿，根本原因何在？不是问题不清楚，而是人们的判断标准不同，所以，处理的方式方法就千差万别。西方人做事与中国人做事明显不同，喜欢将许多“潜规则”放在桌面上，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按规则做事已经成为企业和人们日常行为的共识，因而建立起了良好的公共管理体系。而发达的公共管理体系的建立，又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促进了公民独立意识的形成，进而强化了公共规则的完善和执行效率。
但是，中国人却常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是因为中国人做事往往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并喜欢将道德与做事的规则混为一谈，因而，判断事物时没有一定的科学和原则。在香港与内地历时十余载联合完成的一项关于中国人性格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人往往更多地是以“潜规则”与他人交往，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却人人都“心知肚明”、“各怀心事”，许多事情都是在桌面下进行交易的。所以，中国始终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也正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社会的标准问题，因此，游戏规则的不透明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的不稳定现象，使得专制成为了治理中国社会弊病的最有效的“良方”，但是，换来的却是人格的扭曲和精神道德的沦丧，至今中国经济生活中所有不和谐的现象和结构问题仍然是都源于此。
孔子说：“哀莫大于心死。” 有人讲中国近代史的结论是“落后就要挨打”，事实上，落后需要的是帮助，落后需要的是变革，更何况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一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并非落后，而是封闭，是特有的封闭思维使我们一叶障目，是没有原则标准的逻辑混乱，使我们形成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落后腐朽文化。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中华民族的灾难表明，一个民族判断能力的缺失是一件最悲哀的事情，当一个社会不再有判断，而是随波逐流、任意地受人宰割的时候，也是这个民族丧失自信和衰败的开始。于是，判断的重大意义也就此浮出水面。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实质上却是传统中国在人治的前提下过于强调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对社会组织的技术管理以及建立公共社会秩序“目的性”的狭隘、没落文化的具体体现。因为那种屈服于外在压力下的自我意识，无法自我发挥的自由想象力，失去了个人存在价值和精神基础的良知以及没有理性思维的、独立意志下的文化，已经使我们丧失掉了独特的、判断分析的能力。当我们真正拷问历史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早已经忘记了对哪些涉及自己命运及社会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尤其是缺乏制定通行的判断标准和可以把握的处理原则。
中国政治历史上治乱相循，中国经济过去也一直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经济反复剧烈动荡的原因不也就在于此吗？中国的皇权文化和宫廷斗争性的实质，既是人性与权术的较量，也是能否将天下社稷系于一身的角逐，于是中国的历史就在治乱而终不治乱的过程中反复演绎，以至于玩弄权术不仅成了官场的代名词，而且，勾心斗角也变成了一些组织和一些个人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循环往复终未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结果。幸运的是，知识社会的来临改变了人类一味依赖物质力量的发展格局，尤其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使我们过去的统治发生弱化，却使人们的判断能力增强。很明显，人类进化过程中基本判断能力的丧失，并不是因为人类社会不需要判断，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判断作为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提出来，也就从来没有人对此进行过准确、清晰的分析，以至于判断成为了人类社会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我们知道，当今社会之所以出现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倾向，产生文化冲突、人文危机矛盾加剧的重要根源，就在于事物主客体表现不一的复杂路径以及社会解释的混乱体系。但是，更为可怕的却是一些欺世盗名之徒以及个别谋私利益集团，用金钱和权利编织起了所谓的“权威理论”及“人造依据”，非要牵强附会地附着在真理的表面，并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结构性垄断，特别是当这种歪理邪说已经在事实上长久地占据了一定位置的时候，社会的矛盾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格势必就会形成扭曲的价值观。
发展下去其结果不仅会腐蚀人们追求真理、探求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欲望和创造精神，还有可能会导致公众对事物本来面目分析判断能力的丧失，发展下去最终将造成人们精神思想的错觉和日常行为的混乱，并导致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破坏失衡，而且会发展成为对社会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动荡不安和周而复始的演变格局。——这也就是西方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中国“只有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的历史，而长久处于没有文化进步的“停滞现象”的真正原因。有学者提出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是因为“有教堂的市场”，而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是因为“没有教堂的市场”，本质上并不是说中国要多建教堂或者是不能发展成良好的市场体系，而是说在市场体系下的商业伦理和商业思想是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的。
歌德认为：“如果一个有才能的人想迅速地发展起来，就需要有一种很昌盛的精神文明和健康的教养在他那个民族里得到普及。”只有促使民众具有独立的个人精神与意识，彻底地形成明确、清晰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地实现社会的文化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社会文化变革运动，实质上也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大变化、大调整。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进行的，开放变革才会有改革开放的良性循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都是最开放、最愿意接受不同新鲜事物的时期。一个社会变革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达到行为主体自觉地形成并高度认同的价值体系。历史上的变革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因为不是人们自觉自愿地形成对社会变革的认识，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文化，因而，并不能使这种变革真正长久地作用下去。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现代经济发展史上令众多经济学家难以理解的谜团，要诠释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现象必须要有理论上的突破，还要能够抓住关键的突破口。企业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中心环节，是破解中国改革开放谜团的最佳突破口，而对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清晰的描述同样不可缺少，这也就是改革如此复杂而令人迷茫的困惑所在。在破解中国改革开放谜团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这样一些规律：文化与文化变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发展与创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政策与理论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与开放变革的运作是不一样的，这些“不一样”不仅是对破解中国改革开放谜团理论上的诠释，而且，对下一步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个社会的变革最根本的是价值体系的变革，从价值变革这个最根本的社会变革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不仅与那种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和固定的结构范围之内变革” 方式有本质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这次变革改变了行为的主体，实施的是一种依靠人民大众，自下而上的改革推动，是一种人们自觉自愿接受的社会变革方式，真正使大众成为改革的主力军，这一改变不仅抓住了认识的主体脉络，而且因为通过全面地实施对外和对内开放，加大了文化的作用和开放的影响，最终使民众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从而自觉地促成了社会的变革，因而是最成功的。从个人的觉醒到民族的觉醒，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所在，也正是来自与广大人民自觉的参与行为和集体智慧使中国这样一个屡经磨难的民族焕发了光芒。
改革是什么？改革是一种管理行为，而管理不仅仅是一种实际经验、基本的流程和通行的体系，更为重要的是，管理的核心是要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所以，管理的本质应当是一种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判断能力和经验智慧。但是，我们往往因为缺少这种判断能力而使管理蒙上的灰色的影子，甚至将封建时代的一些行为当成了现代管理的灵丹妙药。管理也是一种思想的思想，正如坎特罗评价管理大师德鲁克时说：“看他是怎么思想的，要比他的想法的内容使你学得更多，并且更深。” 戴维斯也认为，管理大师之所以能够激励和深刻影响人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经常不是从观众原由的起点出发，而是往往从观众意想不到的地方出发去推销他们的思想。
管理的前提是判断，判断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分析鉴别的能力，没有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没有经过严格的标准考核，所谓的管理再科学，再精细，再严格都只能是偏离了方向的航船。这是一个判断的时代，既需要我们遵循传统的判断标准，又需要我们建立新的判断标准，从“似是而非”的迷惘阶段跨入到“似非而是”的明白阶段，在此基础上把握对社会的认识，正如著名作家肯特·基思所说：“让我们从那些不是生活的本质、不能令人满足的事物中解放出来，关注那些真正重要和丰富的事物。过一种‘似非而是’的生活。”中国的大思想家孔子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学习知识固然重要，然而，而比学习更重要的是至诚，也就是说学习的方法和态度尤为重要。管理是一种高度的智慧，管理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至诚之道”。
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激烈变革的时代，但是，这种变革与人类历史上那种用暴力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不同的是，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一种管理革命，而管理是一种和平式的企业和社会变革，正是这种融入了科学管理精神内涵的进步，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因为没有至上的管理就不会有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管理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更带来了社会的持久的变革动力。改革必须上升到管理变革的高度，从改革开放走向开放变革。判断是一付文化改造的“清醒剂”，我们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强化的我们的判断思维，培养我们的判断能力。我们之所以将判断放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环境下是因为，我们最终要形成中国社会优秀的判断标准：不是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判断力，而是每个人都要有合乎社会发展和自己成长的判断力；不是每个组织都没有组织的判断力，而是每个组织都要有合乎社会发展和组织成长的判断力。不是每个社会都没有社会的判断力，而是每个社会都要有合乎社会发展和社会成长的判断力，这是促进个人、组织和社会知行合一、先知先觉、和谐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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