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破解改革之谜 从改革开放走向开放变革

　　李慧

　　从中国自2001年12月11日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为第143个成员国开始，中国“入世”已经4年了。但是，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事先预想的中国“入世”后，在这种全面开放的环境中，各个行业会受到很大冲击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全面与国际接轨的不适也并不明显。相反，这4年却是中国促使国内产业扩大规模、保持优势、提高效益、增强后劲发展的4年；是 中国经济达到了从低谷走向增长周期稳定上升的4年；是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对世界经济影响进一步加大的4年。

　　所以，在中国“入世”3年多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毫不犹豫地为中国—这个年轻的世贸组织成员的优异表现打出了一个高分。中国在全球化形式下的生存问题，中国人和中国企业面对市场经济秩序重建的考验问题一直是我们所担忧的问题，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已经从一个被动的世界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积极的参与者，中国已经不只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而是世界人眼中的中国。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上了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舞台，并将迎接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

　　世界银行在2005年发布的一份《中国与WTO：入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的报告中指出，市场开放和其他有关的改革举措，使得中国每年从加入WTO中获取的收益高达406亿美元，并使全世界每年增收750亿美元。报告估计，中国“入世”的最终结果，将使中国在世界中的出口份额从“入世之”初的4.4%上升到入世完成时(2007年)的7.8%，这意味着中国将加速融入到世界的贸易体系之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就必须全面的开放，只有全面的开放才能带来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按照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我国的经济总量实际已经超过了意大利。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民营经济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4，全国的创业人员占到总人口的12.3%。2004年世界银行一份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完全依靠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经营模式，转变成多元经济体”，私营企业已经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已经悄悄地转为了开放变革。虽然，中国在一夜间“入世”，但是，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和不断改善的市场环境却有13年的历程；虽然改革开放是我们一直遵循的发展目标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凡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先开放后变革的操作就比较成功，而先改革后开放的运作却并不一定成功，这其中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这说明并不是一谈改革开放就是正确的，还必须在运作的具体方式上找对方法。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与开放变革是两种不同的运作思路。遵循了开放变革思想的改革开放就能取得进步，反之，没有遵循开放变革核心思想的改革开放就不一定成功。改革开放与开放变革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并不是完全一样。

　　正像亘古不变的河流一样，只有不断地吐故纳新、繁衍互换的发展，才会形成良好的生态平衡系统，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明进程，我们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更要认识世界，因为只有认识了世界，才可能真正地认识中国。实际上， 只有开放变革才是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中国加入WTO对外实行全面开放的政策，对内更要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尤其是对现阶段不同发展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不能有任何显性或隐性的歧视，而应当采取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致力于营造保护自由竞争、消除垄断、规范市场行为的良好的发展环境，促使不同类型的企业共同维护和谐、创新、发展的经济氛围。

　　改革是什么？改革是一种和平式的社会变革，它是在一个充分开放的系统中，通过完整的制度推进达到人的精神觉醒与物质丰富同步发展；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协调与机制的先进；自然与环境资源配置的良性循环的目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谓是世界发展史中的奇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仅仅回答说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种回答至少是不全面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都似乎是那么的令人费解，同时，又都似乎是那么的合理。那么，潜藏在中国改革开放背后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近、现代史上经历了诸多苦难的文化古国竟会在一夜之间苏醒？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也是至今令那么多专家学者迷惑不解的难题。

　　如果我们反过来站在文化变革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与现实悖反的惊人现象：我们经常说决定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文化，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为什么许多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度没有产生现代文明，而一些被称之为“文化沙漠”的地方却往往成为现代经济文化的中心？尤其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偏偏中国的改革开放却是一个例外？要想清楚地解答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透过纷繁的现象表面，我们会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与文化变革不同的缘故。文化和文化的变革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文化的演变过程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渐进式地发生的，文化的变革过程却是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爆炸式地发展进行；有文化的地方不一定会产生文化变革，而文化变革却一定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文化变革的作用就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一样，文化变革的范围愈大，所整合的资源和引起的社会动能愈强。文化变革是基于对文化认识基础之上的文化再造运动，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变革才产生了新的文化，也才在更大范围上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变革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文化的作用。文化本身不一定是开放式的，而文化变革却一定是开放式的，而系统的开放与融合就必然会引起相应的文化变革。这一理论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所引起社会飞速发展的经济巨变原因，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认识文化变革对社会推动力量的意义所在，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社会巨变的伟大意义。

　　在国际金融界享有盛誉的乔治·索罗斯认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基本特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需要法治；二是需要称职的司法部门来维护法治；三是需要一种机制以便对规则进行更改，并保障民意得到体现；四是需要市场经济以便于允许人们做出选择，并纠正其错误；五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了解情况以便做出适当的选择，还需要信息的自由流动。这说明，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强大，更应当是公共管理制度的强大，一个国家只有建立了完善的公共管理体系，这样才能保持文化体系的稳定，维护经济的持久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来看，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曾有过多次的变革运动，但大都是因为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和固定的结构范围之内，所以，罕有成功的先例。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变革要么半途而废，要么进行得十分艰难，最终往往是以血腥的方式实现的，更为关键的原因是源于中国文化在本质上的劣根性所致。由于长期以来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中国文化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家族文化，这种家族文化弊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依附于所谓情理之上的、对变化的恐惧心理，结果最终就是迟缓地适应外界的变化，甚至还会出现倒退保守。

　　在中国改革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的。被列宁成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就曾发出过：“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感慨。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做一些事情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勇气，特别对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传统的和合理的东西改变起来异常困难，鲁迅将这种生活形态称之为“无声的中国”。鲁讯先生感叹道：“可惜中国人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炉子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而根源就在于“‘不相信’就是‘愚民’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

　　陈旧畸形的文化时代相传，不仅阻碍了文化变革的发生，使得中国的文化始终是在“自己看自己”的圈子中打转，而且逐渐使中国文化在根本上缺少了那种变革的属性，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在现代，中国人到了外国也还要搞“唐人街”，虽然说这是一种割舍不断的民族情感，但也说明旧有的文化传统影响，使我们依然难以真正地融入到大社会的变革体系之中。文化的繁衍其实靠的是传统的作用，因之，将文化视为一种传统应当更为合适，而遵循传统则更像是文化行为，但是，仅仅圄于遵守传统而不在变化中创新，就会被传统中一成不变的积弊所扼杀，因为在本质上传统并不就等于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单向的“自私性”的文化，其传统劣根性的表现就是明显的功利性和缺乏对人的尊重，经常不把别人的事当回事，等到当回事的时候就已经有所企图了。所以，任何一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都必须首先破除这种劣根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一个开放的系统和创新的体系中，那种变革才能达到最大效益；此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整体的社会利益基础，这不仅包括社会各阶层、团体和群体的利益，也包括家庭和个体的利益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种双向互动、协调发展的新经济文化环境。

　　“凡能够说的，都应当说清楚；凡不能够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这是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成名作《逻辑哲学论》中的一段名言。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仅维特根斯坦认为“可以终结的哲学”没有终结，反而由于各种难以预料问题的不断出现，需要“阐明”的概念本身的不明确性和基本逻辑思维的混乱性，我们无法主动对事物的发展做出有预见性的分析判断，甚至于走向了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理论相反的一面：凡是应该说清楚的，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凡是说不清楚的，偏偏有不少人要发表议论，于是，一个本来应当是理性的社会却最终演变成了争吵、混乱和战争的局面。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放，只有在一个充分开放的体系中，这种争论才能使人们看清方向。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一书中认为，作为曾经是“受伤的文明”的印度，而今天却拥有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一份凝聚的意志；一个国家的理念；一套自主的知识。作为同是从落后的东方古国中强大起来的亚洲国家，那么，中国的今天所依靠的究竟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国家采取的一项发展政策而已，改革开放所带来变化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而在于它背后的社会驱动力的来源。如果从中国整体综合的社会发展方面研究的话，我们必须探讨中国发展的动力究竟在哪里？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会带来这样的发展变化呢？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我们发现，在中国近代以来改革开放这场最为伟大的文化变革运动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真正动力是国际化、公共化和人性化三项关键的内容：国际化的结果是实现了中国发展的经济化，用强劲增长的经济发展作为中国的起飞动力；公共化的结果是实现了管理的强势化，用高水平的公共管理作为中国结构的平稳动力；人性化的最终结果则是和谐化，用人的主动精神作为中国持久进步的能量。虽然国际化、公共化和人性化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是，其潜在的影响和作用力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如果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一个总体的结论，并为中国未来社会制定一个比较明确的发展目标的话，就应当是经济化、强势化与和谐化——这就是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改革必须上升到管理变革的高度，从改革开放走向开放变革，并遵守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改革必须以开放为前提，以管理为核心，以创新为方向，以实效为检验，以整体为目标，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把握改革的战略方向和市场的波动规律。反思国有企业改革20多年来的进程，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出表现为对管理理论的轻视，对管理理论研究的落后，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生搬硬套，对中国企业改革现实矛盾的忽略，缺乏具体操作上的联接，新旧理论的不连贯性和相互矛盾等等。所以，我们需要综合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系统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发展轨迹，从而得出具有规律性、实证性和启发性的普遍研究成果。

　　企业是什么？企业就是由人构成的，并最终是为人服务的，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组织。离开了人这个最基本的元素就无从去谈论企业，直到今天中国企业出现的种种现象都与中国人及其行为特征有关。中国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表现在企业行为上就是人格特征影响非常严重，由于中国企业尚未形成规范的管理体系，企业家对企业的影响非常重大，要么企业做不大，要么企业做大以后就会过度膨胀；中国文化中的专制属性还表现在创新型的企业和企业家的“伤亡率”特别高，所谓“有多大的人格就有多大的企业”，企业家的度量有多大，企业的发展就有多大。

　　中国的企业改革应当是一项系统工程，企业改革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修修补补，而应当是一项建立在符合市场运行机制基础之上的、架构合理的、企业再造的系统工程。一个优秀的企业首先必须有一个优秀的利益平衡格局；其次,才应是涉及到产品、战略、人才、管理等技术层面的有关内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符合市场经济是以效率为核心的资源创新经济的客观要求。

　　在中国企业改革已经度过了20多年历程的时候，我们完全有必要对中国企业改革的过去进行一次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盘点”，从得失经验中总结过去、放眼未来，并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认识中国企业。“盘点”了中国企业也就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了解。，正是因为没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系统的总结，我们始终无法真正的系统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企业。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所指出的那样，国有企业改革最基本、最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一是在市场经济中，国家为什么要经营资产；二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到底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警告说，因为国有企业脱困主要是政策性的因素起作用，如果不在制度上取得进一步改善，国有企业仍然可能有复困的危险。

　　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观念，采取的务实的改革政策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中国社会的震荡，激发了中国人久已被压抑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但是，经济高速发展必然要带来比较严重的“后遗症”。《中国经营报》在综合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后，在2005年8月29日的报纸头版指出，中国企业正在进入利润的冬天。中国能否在“入世”后的过渡期内全面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建立我们自己的市场管理结构是致关重要的。

　　我们的传统意识、社会观念与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多年的公众心理熏陶相比，仍然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何清链从经济研究的角度谈到：“不管是从事经济管理学，还是从事社会学研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只从某一学科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最后都有力不从心之感。”这实际上也是对多年来用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特别是用带有政治色彩的“模式论”眼光去看待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具体的实际问题研究方法的否定，因为它使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怪圈之中。江泽民深刻地指出：“只有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才能为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指引正确的方向，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所以，“以德治国”牢牢地抓住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脉搏，而“

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则是以德治国思想的核心。一个良好的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亟待规范，而市场经济真正走向成熟和完善也有待时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认为，中国企业没有竞争优势，缺少效率是因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不是企业，企业经营不规范；二是市场不是竞争，有许多行政规定和行政保护，受保护的企业和市场是没有资格参加世贸游戏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只有实行开放市场的政策，发展经济，才会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其实，在市场制度越来越规范的情况下，企业家必须是在遵守社会规范的情况下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

　　诺斯曾说：“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英雄。”应当更正为，企业家是在社会制度基础之上的演员，他没有改变制度的本质，但却使制度的性质和天平向其倾斜；他在遵守着社会制度，但是，却巧妙地通过交易的方式和手段，使制度为我所用； 所以，企业家阶层只是社会的经济支撑力量，而非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企业家并不是靠利益倾斜的制度安排产生的，而是靠自己的努力使制度安排的利益天平自动倾斜的，因此，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内，特别强调的是公共管理体系的建设发展，而不是希望有一个刻意对企业家进行利益倾斜的制度安排。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迫切需要在基本制度层面上建立起一个平等博弈的机制与规则，因为企业并不是单纯地掌握在股东或者是雇员手中，而是最终由客户价值决定的，公共利益的保证才是对企业利益的最大的保证。

　　其实，在市场制度越来越规范的情况下，企业家必须是在遵守社会规范的情况下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从精神分析学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企业的市场行为，就会发现有许多企业并不真正了解企业的经营问题，就像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碑铭的箴言一样：认识你自己。而事实上，中国企业往往不能时时提醒自己保持一颗“平常心”，更是缺乏随时随地都清楚自己身体状况的意识，因而常常自己就破坏了自己的生态系统平衡，这是每一个企业经营者必须十分注意的问题。从褚时健、李经纬、郑俊怀一直到张海、陈久霖、顾雏军，教训是极为深刻的，社会虽然鼓励企业家创新，但是，也对企业家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种新的社会激励和束缚制度体系正在形成。

　　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企业的问题即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体制和环境问题，更多的是运作和实践中的问题。政府要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要建设发达和健全的金融体制，完善市场交易的竞争规则，实现法制政府和法制社会的目标。在此基础之上才可以谈论企业的管理理论、发展形态、管理方式和管理效果，并最终建立中国企业的经营哲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企业必须彻底改变经济的增长形式，即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也就是要求企业在经营思想、管理水平、市场运作方面都要有本质变化，要能靠真正的实力赢得与国外企业之间的马拉松式竞争。

　　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始终缺少一种来自于市场的推动力，但在一个充分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建立社会公平、维护公共管理秩序就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正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前进的变革基础。只有开放的环境才能更好地实行社会变革。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熏陶，人们已经对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市场的全面开放和经济运行质量的进一步改善已经使我国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特别是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兴起和推动，以知识为特征的价值变革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彻底改变了工业社会时代所形成的文化束缚，使新世纪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发生了本质上的变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功以及迅速适应，使得中国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必将使中国在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上迈上更高的经营层次，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