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破解改革之谜 改革为什么会被人喝倒彩

　　李慧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查理·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中的开篇，有这样一段描述社会变革时期精彩的诗句：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糟的时代；

　　这是理性的时代， 这是迷茫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代， 这是疑惑的时代；

　　这是希望之春， 这是失彼之冬；

　　人们面前拥有一切，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由此步入天堂，人们由此坠入地狱。

　　应该说查理·狄更斯这段精彩的描写，反映的是社会转型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矛盾现象，而社会变革时期的这种特性更为明显：一方面，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尚未成形；另一方面，原来的组织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要失去，同时，又有更多的人从这种社会的变革中受益。每一次社会的变革就意味着一次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就标志着社会平衡新的调整，而打破平衡就意味着得到和失去。所以，改革出现喝彩声是正常的，改革出现喝“倒彩”的声音也是正常的，但是，改革没有出现不同的声音反而是不正常的。

　　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讲》中就指出：“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精神、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这都是显而易见、不可避免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弗雷德·克劳福德和瑞安·马修斯在《卓越的神话》一书中同样得出结论：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最繁荣的时代，但是，却生活在一种最为糟糕的个人时代，反过来说，在一个相对缺乏人类价值观的环境中，我们是无法享受物质世界的产品和服务的。

　　站在21世纪的高度，我们再回头来看曾经给亚洲经济造成灾难的亚洲“金融危机”，其实是与亚洲的文化有着莫大的渊源的，那场风暴虽然已经过去，但假如我们从历史文化的高度看待这场偏偏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就会发现亚洲人的传统文化才对危机的发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这种传统形成的“经济泡沫”才导致了这场危机的发生。人们虽然比过去更加注意实惠，也比以往更加关注社会的新秩序和发展变化，但其结果却使高速度与高消费形成了全球性的恶性循环，导致了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失调，而且，“文明的虚幻症”直接导致了投机与享乐、精神与物质、生活质量与物质标准的错位脱节曾经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指出，亚洲危机仍然还有可能出现第二次的危险。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一书的末尾总结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只有不断地去创造而不是疯狂地掠夺占有才是人类生存的最高法则，同样，那些以创造为企业追求目标与那些以占有为企业追求目标的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所谓“金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信誉”，这信誉是靠了超越私人关系的法律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支撑体系”维系着，还是靠了血缘亲戚或者是其他私人联系方式来维系，是靠创造还是靠占有来获取，这对于嵌入在一个社会里的货币金融制度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因而中国经济的隐忧不仅在文化的更新与创造，更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之中。

　　被列入1993年世界重大题材写作者、500位著名作家之一的徐刚先生不无担忧地说：“即使有一天，中国真的成了世界的‘暴发户’，而同时又是文化‘破落户’时，那是中华民族值得庆幸的日子吗？也许那正是我们被开除‘球籍’的一天。”尽管由工业文明带来的精神与文化危机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但是，对于有着东方思维习惯的亚洲国家来说，对传统的珍视和守成心理以及对现实审慎而热忱的态度交织在一起，使它们都不可避免都染上了“文明的虚幻症”，在很多时候放弃了理论的系统性和现实的思辩性，其结果就是导致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针对市场经济中发生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所以，在看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愈发暴露出来。

　　如果说计划经济是一种僵死的经济模式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危险的经济模式。当我们都在为市场经济喝彩时，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就已经在他的著作《市场的天生不稳定性》中提醒我们，要注意竞争性市场的不稳定性。他还特别指出，不要对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太当会事儿”，因为他们经常倾向于把经济描述成是稳定的，可假如市场处于无序状态的话，经济学家就将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严格说来，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本质问题有清醒地了解和认识，只是一味地在GDP的增长速度上作文章，那又有什么好做的，如果GDP的发展速度可以由我们随心所欲地控制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难道不就还是计划经济吗？

　　经济学家何清链在《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一书中尖锐地指出：“这些年来，不少经济学者避开转型期中那些带有根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采用经济学的技术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看起来论证得似乎都挺严密，但最后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会发现自己的研究无异于隔靴搔痒。那些用非常漂亮的学术语言与非常完美的公式做成的学术论文，最后都落入了一种时人讥评的境地：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科学预测，更不是对已发生的事情的客观总结。”曾有经济学家质疑说，有哪个国家把“三农问题”、“为农民工讨工资”这些大而不当的问题作为经济问题来研究呢？很显然，我们的经济价值趋向已经背离了真正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更是痛心疾首地指出：“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非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

　　在从事经济研究的专家学者们里，良心道德竟然普遍遭受怀疑，这不禁使我们怀疑他们的理论究竟水平在哪里！更担心在他们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政策方向的合理科学性，什么言之凿凿的“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宏观调控”、“清理三乱”、“规范市场秩序”等，这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所掩盖的其实是一连串的决策失误和巨大的经济损失。那种“讲得清的天天讲，讲不清的却总也不讲”的理论研究方法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市场经济并非完美无缺，在市场开放获得竞争的好处的同时，也不要忽略了竞争性市场的不稳定性，必须强调经济的规律性和稳定性，对市场的盲目崇拜会导致市场的神化。

　　从经济增长的内涵来看，我们还基本上属于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缺少真正的核心竞争力。香港《信报》评价说，“世界工厂”是西方送给中国的高帽，这顶帽子开始戴着很舒服，时间长了则会头疼。英国《金融时报》也发表文章说，警惕中国成为世界垃圾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延续了投资发展的思路，谁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谁的发展就快，但由于忽视了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和实际的效果，发展下去就使我们的经济总是在增长中失去平衡，总是在不停地大干快上需要不断地整顿治理，结果不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所以，正是因为某些改革偏离了正常的改革方向，不敢正视和面对改革中的矛盾，改革出现喝“倒彩”的声音对我们是一种警醒。

　　成绩不会被人否定，问题也不会不被人们看到。正如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所说：“即便有很多人喝彩，改革仍然是很艰难的。”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两面性”，按照传统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观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奇迹”，但是，透过中国增长“奇迹”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那么多似乎是“越轨”、“反常”和“悖理”的现象：在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是越来越多的人“望房兴叹” ；在中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人数达到世界第一水平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望学兴叹” ；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寿命不断增加的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望医兴叹” ；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GDP连年增加的同时，贫富分化、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人文素质下降的问题也日趋凸显出来。

　　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在总体上来说，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的拉动、市场的空缺和政策的利好，真正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要素市场、金融资本市场、商业文化道德建设以及完善的政策法规措施尚未全面形成。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市场资源体系配置的不合理性，我们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阶段，许多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远未得到充分解决，我们在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

　　在经济水平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要求加强公共管理和文化建设的问题也刻不容缓地摆到了我们面前。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宣布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2004年7月1日，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为打造阳光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和高效政府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这并不就意味着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要达到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还有一定的距离。据报道，2005年上半年全国乱收费乱罚款仍然超过8000亿元。有专家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市场空间的扩大，政府的权力不但没有真正缩小，政府的权力反而在随着市场的扩大而有水涨船高的趋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先生指出：“中国加入WTO以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和人才，而是信用和建立完善信用的保证机制，信用缺失是中国企业融入国际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一大障碍。”法国法科斯集团是全球信用保险及信用管理服务的三大巨头之一，法科斯集团总部的研究表明，约有50%的企业破产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多米诺债务(三角债)，而不是市场不景气等外界原因。山西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以上的人有过信用不良的行为，超过半数的人对社会的诚信度表示不满。

　　研究发现，在中国企业债务有60%以上是企业内部的信用风险管理欠缺或经营管理机制不合理造成的。中国企业的平均坏帐率高达10%，远远高于欧美企业的0.5%。一家权威机构对中国股市上的1300多家上市公司进行打分评级，最高分竟然不到60分，只有51分，这样的诚信状况能让投资者有什么样的信心呢？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 ，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混乱造成的无效成本，已经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将近5000亿元。从1990年创始的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形成真正的投资市场环境，而却造就了中国人做事情的投机心态， 将一个规范公开的证券市场变成了一个没有健全的商业理念、商业文化和商业意识的畸形产物。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先生曾亲临中国考察，他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这样写道：“曾在中国经过商的欧洲人士称，中国人不善于经营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大型股份公司。那些成功的经营往往由一个家族来组织，很少有超过这个范围的，这种经营方式因为任人惟亲迟早要归于失败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会美德与经济繁荣》一书中比较了多个国家的信任状况后，认为美国、日本、德国属于典型的高信任度的国家，而韩国、意大利、中国则是低信任度的国家。而在低信任度的国家通常只能形成私营家族企业，但却无法超越家族，在异姓人中合作。

　　中国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实质上掩盖的是一种低效率，中国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回扣经济。由于制度成本过高，导致交易成本的攀升，所以，大量的精力和费用消耗在处理这些与交易无关的事情上了。横行中国市场的是由象中国的“球市”一样的一种潜在的规则左右着市场，而不是正常的投资理念和商业运做。所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依赖性依旧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根本问题，而中国经济发展依靠的高能耗、低效应的GDP增长模式也使中国的经济结构面临着严重的不平衡问题。

　　表面上看来，中国经济的“两面性”现象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种特殊现象，但是，从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度来看，这正是中国文化“两极性”在经济中的具体反映。这说明在我们社会的管理体系中尚缺少有效的制衡力量，而这种制衡力量是建立在科学的发展观和整个社会理性、科学、道德及艺术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规范。这种均衡力量是从文化的缺陷上引申出来的第三极，它的基础就是建立在科学管理之上的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及监督约束体系，这应当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如果我们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回避我们所出现的问题，而且，不是采取停止经济发展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用更快的发展速度和完整的改革方式来对待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不会影响到根本性的经济建设，并最终用发展的方法得到解决。因为发展才能带来不平衡，而不平衡才会形成竞争，竞争的结果就必然达到资源的重新整合，所以，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发展才是第一要务”的原则，面对中国经济的“两极性”现象，从根源上找到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阳光大道。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跨越式的高速发展，在这样一场激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人的利益需求，是先要效率，还是先要公平的争论正是这种社会改革必须面对的改革难题。所以，为改革喝“倒彩”的现象是很正常的，但是，只有一个声音的改革却是危险的。时间已经迈入21世纪，被美国《经济学家》杂志誉为“当代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的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这不是“经济推销商们以简单答案解决复杂问题的年代”，“科学严谨的经济学家理论不仅能比那些政策倡导者廉价的口号更好地指引人们寻找真理，而且其主张更加引人入胜、使人回味无穷。”

　　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整体的经济自由程度并不高，在世界经济自由指数排名上仍处于下中等的地位。美国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发表的2004年全球经济自由指数评比报告则显示：在进入评比的12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仅名列第90位，但报告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中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在市场化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中国在经济自由方面属于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

　　至于中国在经济自由度方面的排名如此靠后，甚至低于印度近30位的原因，报告作者之一、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詹姆斯·格瓦特尼解释说：“中国部分地区可以说与香港一样自由。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20多年来保持在10%左右，令人意外，非常了不起。这也显示中国沿海地区是建立了市场经济，比如中国上海。但问题是我们如果从总体来看，内地大部分地区的问题很大，有太多的政府控制，改革开放多年变化不大。”

　　印度和中国是亚洲两个发展最快的大国。人们一般认为，印度的经济发展虽然近几年也相当快，但和中国相比还是较为逊色。但此次评比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印度的经济自由度为什么远远高于中国？格瓦特尼教授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印度的改革覆盖范围要比中国大。衡量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最重要的的指标是：产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法治、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行政机构的效率和腐败问题，政府对物价干涉的程度、经济的开放程度等。所以，均衡发展是协调改革利益的一种比较现实的寿诞，只要通过对经济自由度状况指数的改善，采用相应的经济自由措施，就可以改善国家经济。

　　变革是社会进步发展永恒的主题。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马克思在他晚年分析俄国农业公社时，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的现实，可以使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一切所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市场经济的生产规律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凸现出来的，否定了社会商品生产的扩大化问题，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作用问题。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制度的变迁并不意味着生产体系的割裂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封闭，也只有建立在稳定的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公共管理，才能形成发达完善的市场体系。

　　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还非常的艰巨，那种认为搞市场经济是可以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把建立市场经济的新体制看得过于简单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有些地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甫定，就急不可待地宣布自己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固然可以利用业已成功的国际市场经验来缩短市场经济的进程，但文化习惯、管理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形成绝不是短期之内就可以建立起来的，中国虽然已经“入世”，但要完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格局却是需要一项相当长期的任务。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是这样描述市场秩序的：“整个体系运行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进行统一指导或强制运作，成千上万的企业和消费者自发地进行交易，他们的活动和目的通过看不见的价格和市场机制得以协调。没有任何人决定生产多少肉鸡，货车开往那里以及超级市场何时开业，然而，最终当你需要之时，食品便会出现在商店里。”萨缪尔森接着告诉我们：“谁统治市场经济？若仔细考察一个市场的组织结构，我们就会发现消费者和技术是市场的双重君主。”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资源的配置自有其客观的市场规律和历史渊源，在人类还没有发现比竞争更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情况下，那么，建立在自愿与公平基础之上的竞争法则就是决定社会资源成本最有效的办法。

　　可以说公平竞争才是市场游戏规则的核心。我们在市场中，判断企业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有两条：一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社会经济的公平性。效率是效益的前提，公平是经济的结果。效率和公平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讲效率相对于曾经“一盘散沙”状的中国人有些难以理解和困难，而讲公平对于从根子上就没有这一传统的中国人似乎更困难一些。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认为，公平是正义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观念，按照19世纪英国著名的伦理学家西季威克给出的定义，公平就是给同样的事物以同样的待遇——这是一种规则上的公平。但我们往往所谓的公平就是指对于自己来讲的公平，而不是指规则的公平。因为，对公平的认识不同，所以，为改革喝“倒彩”的现象是很正常的，

　　由于社会经济的公平性涉及到许多团体和个人的价值观问题，因而，很难有统一的参照物和类比法则，其评判必然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讲公平，我们这里所指的公平只是指交易者参与市场活动时条件上的公平，而非事后结果的公平，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如果过于讲求公平，那么，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竞争是永远不会有结论的，我们只是将它们作为一种客体，视为有资格参与市场竞争的游戏就足够了，在此基础上将帕累托状态视为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状态。

　　所谓帕累托状态是指任何市场主体在不使他人变得更糟的情况下，无法使自己变得更好的一种市场状态，亦即只有充分地发挥竞争，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只存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它有三个条件：一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自由地出入市场；二是各市场主体拥有完整的信息；三是没有市场操纵力量存在，从而使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趋于一致。只有上述三点同时具备时，个人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才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现实的市场条虽然难以满足上述条件，但却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所以，为改革喝“倒彩”促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是要将发展经济当成目标，而是要把建立市场的公平制度和充分竞争体系作为目标。换句话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就能决定一切，市场经济还要形成和谐的、良性的、积极的流动氛围。多年来，我们在发展中欠下了多少“感情帐”、“经济帐”、“历史帐”、“执法帐”，这些欠帐都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偿还的。我在《判断》一书中指出，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的问题，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首先在西方形成，而不是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东方出现？并提出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形成的熵值理论，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应当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即完善的公共管理体系；充分尊重人实际价值的文化；建立正确的金钱财富观念和制度。这些探讨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

　　有人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破坏了社会公平，中国的市场经济导致了贫富分化，并对市场经济进行指责。应当承认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并不代表市场经济的全部，不过我们也并不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十全十美的。问题的关键，我们并不是要否认市场化，而是要研究市场的发展倾向，真正地反对的是那种严重的“伪市场化倾向”，或者打着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却做着与市场经济不相干或者是相反的勾当，这是发展市场经济最大的危险。世界银行在 《2005年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报告：消除经济增长的障碍》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投资环境虽然并未达到十全十美，但是，中国坚持不懈地推进的改革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中国的实践证明了改善投资环境对加快增长和减贫产生的重要影响。

　　18世纪锐意改革的俄国彼得大帝认为：“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市场经济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宽松经济，是由市场竞争来主导经济的发展，然而，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制建设基础，没有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和对财富的正确认识，单纯的市场开放只会产生不公平的竞争。世界银行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50年的发展经验研究以后认为，50年的发展产生了四个主要的教训：一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是取得发展所要求达到的增长速度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二是增长的成果是不会向下渗透的，发展必须解决人的需要；三是没有哪项单一的政策能促进发展，有必要采取综合的方式；四是机构制度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应该植根于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并能对千变万化的形势及时作出反映的程序中。

　　而下面的这份报告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1979—2020》 的报告中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国内市场形成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改革的行为滞后，并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这份报告涉及的其余三个问题：一是对公共财富占有不平等，引起社会普遍不满；二是发展水平不高，却出现相对过剩；三是自然资源的消耗过快与环境污染问题。所以，未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因素将集中体现在配置的效率和生产的效率方面，并通过效率的改进和提高，达到中国经济产业的稳定平衡，这涉及到市场的发育程度、企业理论的可操作性和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培养等一系列问题。

　　19世纪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而倍受瞩目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是第一个公开承认资产阶级制度并不都是理想的经济学家，他尤其对不合理的腐败制度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进行了痛斥，他在这本获得了空前成功的巨著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在这种制度下，个性的自主性是否能保有其自由发展的方寸之地？公共舆论是否会沦为暴虐的枷锁？每一个人是否将绝对依附于社会？每一个人是否会被全体所监视？它是否会将所有人的思想、情感与行动磨损为一种驯服的统一样板？……一个因背离人的心性而受到谴责的社会，就绝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更是认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 所以，从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出发，到关注个体价值的微观经济研究将是经济学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趋向集体主义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良好的法制社会和鼓励创新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本质。市场经济下的法制规范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法制建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市场经济下的法制规范是通过市场需求自下而上形成的市场共同准则，因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建设，包括企业规范应当是符合市场运行准则的法制规范。

　　计划经济时期的法制是自上而下制定并要求下面服从的行为规范，它所反应和体现的并不是全体公民真正的意志，所以，是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制规范有着根本不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法制思维就难以形成良好的法制规范，例如我们有一些企业虽然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并未意识到分离不是目的，而是达到分权、分利，进而加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管理。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虽然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会一应俱全，可实际企业经营的动力和管理体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原来存在的党委会、职代会、工会之间的关系都不易理清，因而，企业就很难处理好监督、协调、控制和服务之间的关系。

　　一个企业的生存条件是要被客户认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样是要被观众认可。所以，企业就像生物体内不断出现的细胞组织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处于不断发展变动中的社会经济单元，它的存在与否并不决定于契约关系，而在于自身的肌体健康(功能健全)和对周围环境的适应能力。过去我们所采取的企业改革措施往往就企业而论企业，就产品而论产品，就管理而论管理，但却常常忽视了企业员工和市场客户这一对企业影响最大的群体，忽视了他们的利益就会使企业的经营工作发生偏向，就会产生一系列改革不配套的问题，结果是政府和企业都有费了大力但收效不大的感觉。实践证明，只有市场才是企业经营工作的重心，离开了市场需求，违反了市场的运行法则，尽管企业的管理、改革、战略设计的都十分成功，但是，那些都只能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但是，在我们忙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争论的时候，却忽视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客户价值和客户认同，忽视了市场快速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稳定协调的关系，建立在被客户认同和尊重客户价值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密切捕捉市场快速的演变和发展过程环节之上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讨论才有真正的价值，否则，因此而使企业灭亡的并不在少数，这里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在经营上取得成功的企业大都是紧紧围绕市场需求，不断地通过市场的作用力量推动企业内部的系统改革和企业的管理体制创新，这就使企业内部的改革有了足够大的推动力，同时，也使改革脱开了大量的体制内耗，有了十分明确的目标，进而围绕市场经营最终使企业内部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

　　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不在政策制定上，也不在下几付强烈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猛药”，而在具体的运作上，在于一些地区和部门普遍缺乏对政策贯彻的执行办法和具体效果的监督执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力资本优势已经被挖掘殆尽的时候，制度资本则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而这种制度成本主要指的是道德素质、公共管理和人文环境而言。因为我们过去那种靠发文件、喊口号式的改革方式，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也已经变得很不适应了。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经济学博士赵晓在《改革需要酝酿新的突破》一文中指出，要重建改革的动力机制。我认为这种重建只有从完善中国的财富制度体系入手，才能真正实现最重要的民主参与改革的建设。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企业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或一组契约，但仅仅这样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契约关系忽视了市场体系的流动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影响，忽视了人性的变易性特征，忽视了具体的经营行为作用，忽视了技术突破和竞争环境对企业的作用变化。尽管在技术层面，企业与社会的管理方式，制造的产品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在其他方面，企业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是一致的，企业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之间也是一致的。离开了社会这个大舞台，企业就不能独善其身；而社会离开了企业这些演员，也就无法引导社会向前推进。我们虽然不能说经济的发展是以经济的损失和资产的浪费换来的，但至少可以说经济的发展应该而且能够阻止这种经济的损失和资源的浪费。因此，尽管中国在有些国家眼中还处于“非市场经济地位”，但是，我们坚定地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不容改变的。

　　这些年来，指导中国经济的理论家们偏重于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研究调控能力，而从事基层工作的企业领导和政府官员面对的却是纷繁复杂、情况各异的具体问题，那种口号式的改革措施、文件式的落实方式都远远滞后于市场对企业行为的要求，而我们对市场和企业行为却缺乏细致入微的经济分析，创造式的企业经营协调解决方案，特别是针对具体的管理行为缺少预见性。今天愈演愈烈的“官煤勾结”现象已经表明，政府的权力依然左右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不是因为忌惮政府的权力，怎么会让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呢？如果不是因为腐败现象，又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

矿难”事故呢？有专家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市场空间的扩大，政府的权力不但没有真正缩小，反而，政府的权力在随着市场的扩大而有水涨船高的趋势。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针对市场经济中发生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从政府主体的活动来说，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关于资产权利的制度，是信用链条中的一环，其核心是一种很复杂的契约关系，要想保证其严肃性，在制度上最可靠的手段就是法制，也就是建立一种规范的契约环境。人们常说要创造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其实主要就是指规范政府的行为。这种行为如何规范才能真正有效，最根本的就是要从对社会的改革开放实现对自身的开放变革转变。“ 政企分开”是一种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改革，也是一种新的社会职能的界定，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政府职能企业化，而企业职能社会化的现状，并且，对于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经常是一个社会往往因为强大而走向了封闭和保守，一个社会越是强大的时候，必然是趋向封闭。所以，一个社会越是强盛的时候，越是要注意不能走向封闭。实际上封闭和不透明才是经济成本的最大支出 ，其实对于成功的企业来说，并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反倒是不成功的企业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有人为改革喝“倒彩”，并不就是否定改革，也并非是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而是因为我们经常犯低级的幼稚错误，是我们没有与市场经济匹配的文化传统，没有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公共管理的角度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是一种高市场化程度的结构，这种高市场化程度应当是在充分开放的环境中形成的一种资源最优化配置的推动结构，其衡量标准不应是一种稳定的、平衡的、静态的结构，而应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一套不断创新完善的激励与协调体系。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重新认识的过程，必须完整、准确、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近些年来的改革实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来：即愈是放得开，放得早，放得完全的市场(行业) ，则该市场(行业)搞得愈好，搞得愈活，搞得愈有市场竞争力。在此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文化意义，它从根本上确立了改革开放公平竞争、理性选择、机会均等、社会合作、资源共享、长久发展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新理念。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好和坏的问题是相对而言的，有些看似好的方面随着时间、地点以及事物主体的变化，也有可能会起到坏的作用影响，我们既不能被喝彩声冲昏了头脑，也不能被喝“倒彩”的声音改变了改革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能时时处处都站在实践的高度看待事物的变化规律，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