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破解改革之谜 改革的深层次任务是什么

　　李慧

　　为什么领先了世界几千年的中国人没能创造现代文明？为什么现代科学中的一切定律大部分与中国无缘？我们可以制造出美轮美奂的精美艺术品，能够建成堪称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创造出享誉古今的汉唐文化，但近代史上为什么我们却屡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 现代化建设和中国企业的发展就会没有目标，中国的改革就会失去方向，而这些问题的核心是要在研究中国的文化中找到最终答案。

　　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是在“以开放求变化”，但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变化的速度也依然受到各种封建传统的影响，在中国那种封闭、畸形、压制个性的文化中，任何先进的事物都有可能失去本来的光彩。客观地说，社会的许多不正常现象并不一定是由政策本身所造成的，往往更多地是一些个体行为，包括具有一定权力的个人和某些小团体，由于受到不良习惯和行为的作用，受某些思想主导和不同的利益驱动而造成的，比如改革开放中隐蔽性的利益转移问题、市场教条问题、权力经济问题、资源分配问题、公共管理体系问题等。而且，这种个体(地区或部门)的利益行为一旦扩大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必然会严重损害到国家的利益和公共利益。

　　在某些要害部门或重点行业，这种行为甚至造成了新的社会管理危机，我们从每年的“

审计风暴”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危机。与中国的“审计风暴”年年刮而问题依旧的体制所不同的是，国外的审计制度与之相伴随的却是高效率的监管体系和完整的治理结构，因此，在看到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改革开放面临着各种问题。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项改革的政策，更需要建立的是一种经济文化，需要的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平衡格局和价值创新观念基础之上的、务实的改革措施。

　　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就要首先繁荣自己的经济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指出：“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其次，要发展新时期的人文精神。国学大师林语堂明确指出：“所谓文化不是指文明，是指比较无形的风俗习尚处世接物的精神表现。”他在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后，指出：“孔学过于刻板，道学过于冷漠，佛学过于消极，都不适合西方积极的世界。”“中国人比西方民族，似乎少了一种奋发勇往迈进的生命力。” 真理永远不会在庸俗、懒惰、自私、腐败、愚昧、务虚、浮夸的民族一边，对中国民族劣根性的认识是建立新文化的基础。

　　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早在1987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增长、发展、进步的关系中，文化价值起着关键的作用——文化价值是决定减缓或加速增长是否合理的基础。……任何企图使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的行为，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 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齐也提醒我们说，她看到了一个已在变化的中国，这是在经历了艰辛、许多折磨和许多痛苦后的中国人民应该得到的，但如果说这么大的变化仅仅是经济的，而忽略了精神文化，那么任何变化都不会是真正的文化变化。她还告诫说：“不要模仿我们西方的错误和罪孽。我因为热爱你们而担忧。”

　　江泽民就文化建设深刻地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强的民族志向，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努力建设中国的先进文化，使它在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与努力发展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使中国加入世界生产力发达国家的行列，都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未来世界的竞争是经济上的竞争，谁在经济上拥有实力谁就有发言的主动权；未来经济竞争的集中体现又是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竞争，谁的文化具有创造性、先进性和融合性，谁的文化就能领先，谁就能创造经济上的奇迹。

　　现在很多人都谈到拖延改革危害的问题，实际上，寅吃卯粮式的乱改革比拖延改革的危害更大，科学、谨慎、开放的改革才是最重要的。丁学良批评说：“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丁学良教授指出的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过去视而不见，但是，却是一直干扰改革继续发展下去的重要问题。

　　在研究过去的改革得失时，我们发现，实施社会改革措施既取决于理论上的可行性、实际上的收益性，同时也取决于实施过程中的每一项具体运作，甚至包括某些细节。在单纯施行每一项改革开放举措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忙于“造句”式的改革理论，而忽略了每一项改革举措造成的观念冲突、心态失衡、利益冲击、生存危机、体制约束、市场困惑等复杂的变化过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所说的“国企改革成本全民负担，利益少数人共享”的现象并不是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改革，而不是从社会公共管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改革的总体设计。

　　改革不是单纯的发展，而是一种创新的行为发展，在自然发展的情况下，和谐的问题并不突出；但是，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必然是社会结构变化最剧烈的时期，社会的和谐矛盾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所以，那种只看GDP数字，而不看实际效果的改革是要不得的，事实上一项改革能否取得成功不仅仅是目标问题，更重要的是现实与改革目标之间的过渡体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因为创新发展造成的社会和谐问题。

　　发展与创新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发展是一种渐进式的进步，而创新则是跳跃式的发展。从理论上讲，我们国家不改革也会照样向前发展，但是，改革却是创新式的更快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可能是伟大的，但是，这种发展并不等同于创新，所带来的不一定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思维观念的更新；而创新所带来的却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思维观念的更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巨变更多的是因为创新带来的发展，而不是本身经济自然的发展，因此，创新对一个国家进步的意义更为重大和明显，在这一点上说，全球化的重大意义功不可没。

　　事实也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转向依靠内需拉动市场增长的过程中，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外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决定企业改革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某些领域改革的力度仍需加强，在执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方面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承诺。虽然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上，企业发展的速度很快，可是在系统的理论研究方面仍然是中国企业的一项空白。假如对我们过去的每一项改革举措进行系统“盘点”的话，我们会发现，它们往往是不连续性的和不能互相衔接的，因而，改革最终的结果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就27年的每一项改革系统性地总结起来研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已经不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已经明显地暴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传统文化发展滞后的价值冲突问题，这是中国目前社会最大的矛盾。早在1980年，基辛格博士就明确地指出：“在国际资本登陆的时候，许多与资本来源地相联系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组织治理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会登陆。”资本市场的开放是文化变革的触动剂，文化变革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全球化、市场扩大和价值多元化。从全球化发展的角度上来看中国的企业改革，多年来，我们始终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国市场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并不等于中国企业的改革，而建立规范的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自由竞争体系才是企业改革最重要的任务。

　　经济是人的文化价值观念与技术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改革正在突破过去单一以国家为主体的改革方式，已经转到构建价值创新体系，全面顺应经济文化发展，突出文化教育和个体行为，并以适应公众心理承受和社会反应为主体的改革方向上来。尽管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尚有待完善，社会的价值观念也有待进一步明确，但是，建立一个均衡的国家财政保障体系与树立和谐发展的社会氛围问题，已经非常迫切地摆在了经济发展的面前，所以，企业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如何深化的问题，已经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象征。

　　《经济观察报》曾发表《重思我们的发展观》社论，文章指出：“在经过2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们在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种种优势之后，也要开始承担它导致的种种代价。……在大部分情况下，改革都是对于危机的被动反应。改革开放政策 出台伊始，与其说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不如说我们知道不该做什么。同样的，今日中国日益出现的、已不可忽视的种种潜在的危机，使新一届中央政府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阶段，彻底消除经济生活和文化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将是一个极其艰巨和复杂的任务。

　　“数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和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扼杀创新精神不需要公然进行，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把创新精神扼杀掉了。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同一般的文化通过国民的品性孕育创新精神，而那些国民都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美国(所谓的大熔炉)，在很多人看来，没有什么“文化”传统可言。在上个世纪中，美国人大约获得了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还制造了一股无人能敌的创新浪潮(从工厂自动化到集成电路到基因编码等)，而这股浪潮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

　　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27年的发展历程，但是，人们仍然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价值观念的改革才是最根本的改革。下海热、出国热、考研热与考官热，几乎每一次热潮都是一次社会利益的大调整，都是一次社会价值观念的重新变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已经完成了由易向难的改革程序，不再是国家向企业、集体和个人放权让利，而是让企业、集体和个人分担一部分他们过去不曾分担的责任和费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改革成本问题，同时，公众还要从公共管理体系的改革成果中得到一定的实惠，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国企改革后遗症”。

　　张培刚先生是中国的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我们应该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研究中国的经济学不仅要从经济因素的角度研究，更要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非经济因素和历史因素，因为中国的复杂情况决定了它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经济实际上是文化现象的外在表现，研究经济必须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否则，无论什么先进的改革措施和方法，无论西方国家多么成熟的市场调节理论和手段，一接触到中国的现实问题就会引起地震，在实际效果上就可能背离改革的初衷。

　　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已经吃过很多的亏了，比如作为早期农村改革主要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被简单地模仿推广到国有企业改革中，虽然在短期内确实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由于没有后续理论上的支持和相关的政策配套措施，尤其是没有顾及到价值观念引起的公众心理变化等种种客观影响，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效应引发的“地震”，使一项本来是很好的、很成功的管理措施夭折。此外，由于诸多原因导致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步调不统一，造成的协调失衡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门高深的经营哲学和管理艺术，改革的深层任务并不是就改革而改革，而是一种深刻的社会价值变革、文化变革和思想变革。假如我们通过社会舆论从价值观念的改革入手，并全面系统地设计改革的流程，考虑到文化传统的习惯影响和公众心理变化的复杂因素，再进一步打破改革中理想化、程式化思维逻辑的怪圈，我们前期改革所引起的震动就不会那么强烈。

　　在随之而来的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经济学家们不但忘记了这一改革制度的社会基础差别，更是忽视了这样一个明显存在的事实，即西方国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和中国当代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原始动机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中国理论界则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改革理想化的设计、单项推进的措施步骤和社会公众心理不成熟的反应形成的后果，就是不少企业迫切地、极为简单地将股份制的概念引入企业之后，却惊奇地发现，实际上并不像他们原来所期待的那样“一股就灵”，而是遇到了诸多实施股份制难以迅即逾越的障碍，紧接着就产生了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

　　改革措施屡屡出台，但却愈来愈难以迅速见效；经济愈来愈发展，群众却愈来愈不满意；立法愈来愈多，可犯法行为却愈来愈严重。直接导致企业短寿，企业家各领风骚没几年的强烈反差现象，接着就是一片“倒股之声”。股份制本是调节社会资金管理的一种方法，一些企业却把它当成了“炒”作的法宝；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确立经济责任制的初衷在实施中却衍变成“砸三铁”的过激行为，引起群众的抵触和反感；提高企业生产率，合理裁减一些员工或关停一些亏损企业本是正常的经济行为，但却带来了下岗、失业和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

　　科学巨人爱因斯坦认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这样看来，那种因为忽视了企业经营差异和诸多“小事”的没有个性的企业改革，是否也会因为缺少个性而使企业难以表现出足够的活力来呢？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学最直接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生态系统，并且这种企业病态一旦表现出“虚假的繁荣”来，很可能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进入“泡沫时代”，从而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近年来中国屡屡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和畸形的企业发展形式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经济学博士赵晓警告说，2005年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和2004年的增长速度相同，但是，企业的利润却大幅下降，显示出中国经济在未来两、三年内有突然失速的危险。赵晓不无担忧地指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悲惨式经济增长”的境地，中国低附加值、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并非没有前车之鉴，苏联的经济规模曾一度达到美国的70%，但是，突然崩溃了，经济上的主要原因就是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是美国的3至5倍，而亚洲各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遭遇危机，根源也在于经济增长的粗放。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太郎也分析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受制于国外的影响，而且未来这种对外的依存度会越来越高。这些都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值得我们警惕。

　　2005年9月的《21世纪商业评论》杂志对中国企业进行了一个盘点，这份中国最有影响的商业杂志认为，在过去的20年(1984年~2004年)里，中国企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而在进入下一个20年的时候，中国企业却陷入了集体性的迷茫。整体上来看，即便是优秀的中国企业也仍然是处于抓住了机会的成功模式中，因为在纷至沓来的机会驱动下，很多企业在过去的20年里莫名其妙地做大了，但是，这种“大” 只是一种“体态”(规模)上的“大”，而不是一种企业“心理年龄”上的“大”(成熟)。这些企业“像一个得了巨人症的未成年人”，面临着如何重新长大，如何补学在特殊环境中免修的必修课。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虽然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企业懂得了市场和为市场而竞争，但是，中国企业仍然不懂得真正的客户价值，缺乏做“大组织”的基因，不明白员工的独立人格与职业化的重要性，或者说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商业人格的启蒙阶段。所以，20年时间造就的一代中国企业在整体上属于蜕变时期，大环境尚未为中国企业提供变革的理论与市场环境。所以，如果我们再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上搞形式、走过场，缺乏系统长远的管理思想、虚心务实的学习态度和认真严谨的做事原则，那么，机会型的企业发展模式只会将企业带入到历史的老路上去。

　　布鲁斯·汉德森曾这样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我们的启发：“达尔文也许会比经济学家更好地引导企业竞争。” 企业是由许多单个的人组成的群体，尽管关于企业经营的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着，但只有对人的思维模式的研究即企业文化现象的研究才是最根本的。但我们在企业管理中往往只注意了事情的结果本身，却忽视了对企业的生存起决定作用的人的行为。企业管理的复杂路径及相关伪科学的替代性，掩盖了精神分析理论在企业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对此，我们需要真正从思想理论体系和精神世界需求方面能帮助我们认清企业经营本质的智者。对中国企业来说，企业的经营管理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心理健康”问题，那么，企业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下去。为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中国企业的“精神分析学”和“行为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假如我们把中国企业作为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意义上的个体来研究的话，就必须破除过去体制遗传下来的心理障碍，找到导致企业非正常心态“贪婪、怯懦、冷漠”(罗素语)的心理疾病根源。

　　同样，改革发展中的社会心理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要想解决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就必须从解决社会的心理问题入手，社会转型时期公众的心理变化是十分复杂的，在非常微妙的转变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到人们的家庭、亲情和教育等生活空间的各个方面。每一项改革方案给人们带来的触动所引起的惊喜、恐惧、猜疑和不知所措的心理反应，极易受到社会舆论导向和新闻媒体的左右，如果这种社会舆论导向和新闻媒体的报道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的话，其引起的负面效应和社会震动极有可能使一项很好的改革举措夭折。

　　所以，如何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或改革阶段所带来的公众心理效应，这才是实施社会改革措施最关键的前提条件。必须处理好改革进程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态之间的平衡关系，深入透析中国人对旧体制的痛恨、熟悉、依赖、怀念的复杂心态，对新体制的渴望、陌生、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道德、伦理、环境和经济变化的种种心理影响，才有可能使改革朝着好的方向稳定地发展。

　　中国策划界的一位专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是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中媒体相当重要。我们往往把媒体当成红头文件，新闻媒体作用很大，媒体说什么事往往对企业会有很大触动作用。国外的很多报纸很少评论企业，包括许多企业产品。我问外国的记者为什么不评论企业，他说因为企业千变万化，我们一个报纸影响很大一片，所以很少评论。不像我们国家评论都围绕企业去做，国外很少有这种现象。”

　　这表明我们的传统意识、社会观念与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多年的公众心理熏陶相比，仍然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当然，企业声誉与企业道德是不一样的，对于企业的声誉，媒体应当坚决维护；但对于企业的道德，媒体则应当毫不留情。确切地说，现在的新闻媒体已经为企业家的成长发展营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舆论环境，但是在文艺作品及公众形象中，企业家的整体形象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中国最大的水产饲料企业通威集团董事长刘汉元认为，媒体的炒作加剧了社会上对“富而不仁”意识的误解，他说：“政府的痒你们挠不了，挠农民的痒痒你们又觉得没意思，只有企业家看得见摸得着，又怕痒又好挠，不挠企业家你们挠谁？拿放大镜看，拿聚光灯照，你们总能找到有问题的富豪。”2004年，国内一家媒体为上一届的富豪榜做年终总结，结果发现不少上榜富豪，如李海仓、周正毅、仰融、扬斌、吴志剑等，被害的被害，被抓的被抓，纷纷落马，不禁感叹道：这哪里是富豪榜，分明是“黑名单”啊！被称为“内地三大神秘富豪”的上海长峰集团董事长童锦泉则称，自己保持低调的原因竟是“现在的富豪难当”。

　　2005年，郑俊怀、赵新先、倪润峰、顾雏军、黄宏生等企业家的出局更是让人扼婉叹息，由此看来，不仅仅是讨论改革政策与措施的问题，还要综合考虑时间、文化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要有一个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珍惜财富的，更好的舆论环境和投资环境。只有开放的环境才能更好地实行社会变革，也只有规范的社会公共管理体系，市场经济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和完善。

　　和谐发展首要的就是要解决“是与非”的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误区就是一直在“是与非”上徘徊，甚至至今仍然在不断地“修修补补”，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没有建立在正确的和谐发展观点基础之上，结果形成了一种不充分开放的改革，不公开透明的改革，没有目标的改革，没有控制和社会参与相协调的改革，缺乏创新性的改革，集中表现为“羞羞答答用人，遮遮掩掩下岗，神神秘秘破产，随随便便改革，浑浑噩噩经营”。而最终国有企业要建立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中国企业的发展动力和所要急需解决的矛盾等问题，最终都被淹没在“一定要搞好国有企业”的口号里。

　　因为只有公平的利益分配才能使社会的管理功能落到实处。所以，在推进市场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利益的市场调节功能，完善与市场体系相关的制度建设，譬如我们一直想通过一种比较省事的办法达到的改革的目的，实行了近10年的承包制，但是，却没有从最基础的产权制度体系的建立做起；虽然鼓励人们勤劳创业，但是，却设置了过高的创业门槛，甚至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权力经济的影响，最终使经济行为变得急功近利；褒奖企业家，但是，却忽视了社会的公共管理，没有对财富的珍视和合理使用的制度，造成普遍的仇富心态和权钱交易行为的盛行。

　　其次， 和谐发展要解决的就是“责任制”的问题。市场经济是最大的利益调节者，而公平的利益分配就是市场竞争最有效的驱动力。我们的改革已经搞了20多年了，但是，我们究竟要改什么，怎样改，改革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恐怕很多人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改革的核心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建立以责、权、利为主线的科学的管理体制。因为 只有建立在科学、合理、有效的经济责任制之上的环境建设、道德建设、基本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任何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和所谓的机制建设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根本达不到促进生产力的目的。

　　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但实际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作用方式、作用方法、作用效果还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责任制”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脱节，也就达不到这一理论上要求的相应的作用。在经济生活中，生产关系决定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既然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各自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必然有着不同的发展哲学。

　　对商业文化的抵制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利益调节作用的否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发展。例如，从一些人为编造的词语中就能看出这种倾向来：明明失业保险是最低的生活补助，却要冠之以“享受”和“待遇”的词语；明明失业就是失业，偏偏要说成是“下岗”和“待业”，人为地制造一种差别；明明工人就是工人，却将一个庞大的群体冠以“农民工”的“雅称”，人为地制造“二等公民”；明明教授的称呼已经够高的了，偏偏还要随时随地告诉别人自己是“博导”；明明作家就是作家，偏偏还要分什么“农民作家”、“工人作家”、“打工文学”；明摆着是“脑体倒挂”，偏要用所谓的“重奖”来唬人；这边号召你“创业”，那边却轻蔑地叫你“个体户”；这里鼓励你“投资”，那边却将你称为“食利者”或股民，而不是堂堂正正地称你为“投资者”或“股东”；明明是责任制的问题，却高喊什么要“高薪养廉”；明明

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可机构改革一来，却都成了“吃皇粮”的。……

　　语言的歧视恰恰说明我们还没有彻底将“责任制”的内涵深刻地理解，当然，“责任制”是人类永恒的管理主体，不管你承认与否，这种体制总是在始终发挥着作用的。在一项社会调查中，社会分配不公依然是人们最关注的首要问题，利益分配的问题解决不了，责任和权力自然难以落实，于是，无论是“穷庙”还是“富庙”，不管是“方丈”还是“僧侣”，就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进行自我利益的调节，由此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社会腐败现象就不足为怪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偏离了“责任制”这条主线的改革，其效果究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有一些人在争论究竟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似乎这就是改革的深层任务，似乎效率与公平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这种争论的出现正是脱离了“责任制”的改革目标，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而把改革当成了纯理论的东西了。改革的深层任务就是将“责任制”全面引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 “责任制”是我们始终不能须臾离开的改革主线。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这两个阶段的任务也应当分别划分为两个目标：

　　第一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以责、权、利为核心的经济责任制，任务是“鼓励创新，大胆开拓，招商引资，规划协调”；鼓励创新是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胆开拓是要勇于实践、深入探索；招商引资是要多元发展、借力腾飞；规划协调是要引深完善、综合平衡。

　　第二个阶段的目标是确立以公共管理体制建设为核心的社会责任制，其任务是“体系规范、和谐完善、管理调整、求真务实”；体系规范是指建立以规则为中心的生态价值体系；和谐完善是要保持整个价值体系的平衡；管理调整是要使体系实现自我表现更新的功能、达到创新的目的；求真务实是要以效率和落实为中心任务。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实际就是一切以效率为中心；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则是一切以公平为中心。实现了经济责任制和社会责任制，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就必然得到真正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