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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陈志武
北京的发展故事告诉我们，要缩小贫富差距，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而不是加强对经济的管制
为什么地区间、城乡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加大？时下一种流行的看法
认为是由市场化改革所致，认为民营化改革、私有经济是其根源。一些学者甚至呼吁政府反思经济改革方向，减慢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同时以宏观调控名义重新加强对经济的管制。有学者认为应停止民营化和市场化改革，觉得保住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的体制才能制止贫富差距的拉大。
当然，这种看法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几百年来，很多思想家和普通百姓都认为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交易是万恶之源，是导致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动乱的根源。但是，国有制和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真的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吗？换句话说，政府的严格经济管制会否反而增加更多的不平等呢？让我们来看看北京的故事。
首先我们先把北京与全国其他省市进行直接比较，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核心命题。
这个研究角度跟以往的地区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因为以往的地区发展研究基本都喜欢把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进行比较。但是，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基本来自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是运输成本最低这个事实给了它们几百年的外贸优势，因此将沿海与内陆地区做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般经济学的问题，但并不能回答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因此，为把北京跟其他省市、然后把省会跟非省会城市进行比较，我们更能看出行政权力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对各地发展机会的影响度。
北京是全国的首府，是政府所有权力的中心，政府所有办公机构等都坐落在此；到了省这一级，省会城市又掌握了那个省的所有行政权力、掌握了那个省的资源配置权；依此类推，到了地区市那一级，市又是本地区的权力中心。这种行政权力结构对不同地方居民的收入机会有何意义呢？答案当然取决于政府和经济形态。
2003年，北京的人均GDP为32601元，是全国平均水平9073元的3.6倍多，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名列第二，排在人均GDP为46718元的上海之后。以1995年的不变价格为单位可看到，自1949年至今，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在稳定地增长，没有放慢速度的迹象。
而在1952年，北京人均GDP排第九位，位于上海、黑龙江、吉林、天津、辽宁、河北、浙江和广东之后。也就是说，建国初期，北京并不在最富有的省市行列中。但是，它的人均GDP排位在1958年时已经上升为第五位，1965年为第四位，到1978年就名列第二(只在上海之后)。从那以后，北京一直位于第二位。
那么，在其他富有的省份要么发展停滞、要么越来越落后的这些计划经济年代里，是什么使北京经济经历如此大的飞跃呢？
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政府通过国家计划，特别是通过国家对金融资源的绝对控制，把资源偏向北京和少数其他城市，让各地人们的收入增长机会完全不平等。在建国初期，北京人均GDP在全国排列第九，这至少说明两点。首先，与其他沿海省和直辖市相比，北京在自然禀赋上不一定有明显优势。清朝以及其他王朝在不同时期选北京为首都，这并没使北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成为最富有或者第二富有的省市。
由于各朝皇帝不拥有太多生产性资产，不是国有制，朝廷也没有垄断全国的银行和储蓄存款，所以虽然数百年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但这并没有使它得到特殊的发展机会。即使皇帝和朝廷想要特别扶持北京，由于经济资源不控制在他们手中，他们也无法实施其愿望。
因此，每个地区的发展机会仍然主要由它的自然禀赋确定的“原始市场”情况，再加上原来的人口流动相对受限较少，依靠自然禀赋的发展意味着各地的增长机会不至于太离谱地千差万别。那种靠自然禀赋的发展当然慢，但市场的力量至少能促进各地区经济缓慢但相对同步地发展。
通过对北京这个例子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能把资源配置留给市场去做，至少能让市场的效率原则主导资源配置，就会给各地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降低贫富差距。如果是这样，为了实现平衡发展，政府应该做的恰恰是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而不是终止。现在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特权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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