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破解改革之谜 改来改去究竟是要改什么

　　李慧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一个总的理论——“摸着石头过河”。他还提出“允许争论，但要坚决地去试”，“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观点，后来，邓小平总结说：“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创，农村改革是如此，城 市改革也是如此。”(《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回顾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至今仍闪烁着睿智的灼灼光芒。“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种理论吗？对，这是一种可称之为没有理论的理论。当初在“文革”甫定，改革蓝图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思想解放的任务相当繁重，这种明白易懂的理论的提出，是为了鼓励人们破除旧的思想束缚，开拓创新，勇于实践，但也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才使得改革开放冲破了重重阻力，得以顺利开展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总方针，可究竟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如果有人硬要称其为一种模式，可以说这是一种不要任何固定模式，但十分讲究实际效果的模式。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因为改革并没有系统的整体推进发展，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方式形成了过长的“双轨制”运作，不仅增大了改革的总体成本，还在客观上造成了

中国经济自身的病态发展弊病，以及寻求机会型市场成长机遇的企业决策方式。我们现在看起来的那些问题，表面似乎是企业的某些方面失误，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企业的管理问题和企业核心能力的塑造问题。同样，从整个社会的改革发展进程来看，从根本上破除传统管理思想的约束和陈旧体制的限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困难的地方。

　　在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的今天，“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已经不适应了，因为，经过多年的改革，思想的禁锢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我们需要的是更深入地研究我们的人与文化，需要的是明确的战略设计，需要的是可以衡量改革发展的系统理论和明确的操作规程。表面上看起来，企业的经营行为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实质上真正在企业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企业中人的行为。企业作为人的群体组织不仅同样体现出自我、本我和超我三个层次，同样也有一种原发和继发的过程，或者说是体制与机制、投资与决策、创业与发展、素质与管理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看不见的手”，意思是说虽然人们都在经济领域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但利益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人们。但实质上真正决定人们利益行为的，还在于人们的意识本身。研究中国企业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真正影响中国企业发展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企业管理理论，而是企业的人格特征决定了企业的行为。美国管理大师、密西根大学商学院教授诺尔·特瑞提出了企业DNA的概念，他认为，企业是一种活的非自然生物体，与生物一样有自己的遗传基因，正是这个基因决定了企业的基本稳定形态和发展、乃至变异的种种特征。

　　中国人生活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历史积淀越久远，思维惯性越严重。因而，中国人生活中的陈规陋习仍然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保守、固执和偏激的思维方式常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特别是一些部门或一些企业领导为维护既得利益，往往对新事物采取抵制、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或者是表面上接受了，但实际上却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更需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一大批专家正在严重地误导着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的有着敏锐洞察力、清晰判断力和丰富思想力的专家，而不是墨守陈规、目光短浅、不负责任的“钻家”，自己往硬死胡同里钻，却还告诉别人前途一片光明，未来美好，在中国不少企业背后的悲剧，如“格林柯尔”、“德隆”事件中这些“钻家”的影子难道还少吗？

　　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时，却发现我们经常混淆了政策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政策与理论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政策是指导现实改革的具体手段，而理论则更多地体现出独立性和预见性。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政策变成了长篇大论的“理论”，这种失去了操作性的“理论”到了现实中经常无法实施；而理论却变成了空洞无物的“政策”，失去了对事物规律的预见性和理论意义。由于我们经常把政策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忽视了企业差异和具体情况，结果犯了“消化不良症”；但却把不切实际的理论当成了应急的措施，表面上虽然好看，但结果却是“病急乱投医”，越治越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科学地设计改革的问题，要改革但是，绝对不能任意地乱改，有一些问题是必须要搞清楚的。改革改来改去到底是要改什么？改革改来改去究竟是要为什么？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改革就很可能成为一种借口，一个旗号，甚至是一个谎言。所以，我们有时看到一些所谓的改革却成为某些利益集团一夜暴富的理由，也看到了一些改革实际上背离了改革的目标，更为严重的是，没有广大人民的普遍参与，听不到群众的真正呼声，甚至是连对改革的成败得失进行一个客观、系统的总结都做不到，这样的改革又能有什么意义呢？那种遇到问题绕道走，回避现实矛盾，报喜不报忧的所谓“改革”是我们坚决要反对的。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而是因为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也正是这种创造性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无论是从农村的“包产到户”，还是到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农民工”到城市，到“个体户”的大发展，离开了那种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积极的创造热情，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就失去了真正的目标。“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背后，建立的是一种以人民群众创造精神为主体的改革方式，正是这种变革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跨越。

　　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社会接受的一切物质、精神和道义上有价值的事物，我们都可以从中经过无数代人追溯到某个有创造力的个人。”一个社会假如没有鼓励创造性的个人精神，那这个社会的进步必定是极为缓慢的。创造力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元素。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克·恩格斯就看到了创造力的巨大的作用，只不过百余年的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在规模和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以前所有年代生产力的总和。社会主义同样离不开创造，只不过这种创造力是来自于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所迸发出的巨大的工作热情。资本主义是“创造性的破坏”，力图打破各种平衡，创造新的平衡。社会主义则是“创造性的建设”，在保持各种平衡的基础上挖掘创造性的元素，在创新的过程中保持平衡。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路程，不妨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究竟有哪个经济学家的独创理论能够一直在发挥着指导经济改革的作用呢？ 1776年， 被誉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之父”的亚当·斯密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历经百年至今仍熠熠闪光，中国有哪个经济学家的“理论”能长过三、五年的呢？更有一些经济学家的眼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经济理论，却只有紧跟政策的“理论”。如果说这些紧跟政策的“理论”也能称之为“理论”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保持经济理论学科的独立性和预见性呢？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公开批评说：“中国有的经济学家根本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这种评价并非是无中生有的言论，而公众普遍认为的“主流经济学家”误导改革的议论也不是没有事实的空穴来风。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理论研究既不是一叶障目式的自我膨胀和夸大，也不是尖酸刻薄式的挑剔、漫骂和指责，更不是陈腐愚昧式的保守、观望和懈怠的态度，需要的是创新求实的精神态度、一丝不苟的学术分析和理性换位的研究方法，需要的是经过长期综合性地研究和思考，理性地提出问题，并科学合理地找到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的改革已经完全不同于改革初期的社会形态，我们所面对着的是一个个错综复杂的具体问题和不同的利益群体，更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学会“算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实质上是不断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收益与成本之间关系的“算帐”问题，要求我们不仅要学会算清小帐、细帐，而且，能够要学会计算大帐和总帐。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今天，必须彻底地拿出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改革理论来，而绝对不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建华博士认为，中国的增长目标已经超额实现，但是，发展目标并没有充分实现。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把“发展是第一要务”换成了“增长是第一要务”，直接误导了改革的方向。发展与增长是不一样的，一个孩子只长个子叫增长，而这个孩子身体与觉悟共同成长才叫发展。同样， 长期以来我们的企业改革不是在企业的功能建设上下功夫，而是始终在属性上徘徊；不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对企业帮助指导，而是在单纯依靠“红头文件”发展经济；不是靠科学决策协调经济发展，却经常是用经济发展触动政策变化，甚至有些人把改革简单地理解为“等同于裁员”或者是“丢垃圾”，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经济依然受到陈旧的体制习惯和落后文化的潜在作用。

　　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认为，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应当对新思想尽量开放，为此，他提出了“开放式生存”的新概念。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就是每个人都开始有了不同的思想差别，但是，盲从和封闭的习惯还是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旧有的“仇富”心理和不成熟的社会环境依然是我们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中国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有人认为，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和企业家精神的发达，才是彻底变革中国社会的有生力量。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一阶层必须有足够的影响力和社会责任感，推动市场经济规则的建立和完善。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就特别指出，人力资本，也就是企业经营者的经营作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是能够超越社会制度影响的。我们往往习惯单纯就企业而论企业，就社会制度而研究社会制度，其实，企业发展与社会制度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改革作为一种深刻的经济文化变革，同时，更是一种思想上的文化设计。我们平常总爱讲解放思想，但是，怎样才算是解放了思想？怎样才能做到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标志是最终统一到一个思想上，还是以形成多个思想为标志？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并不等于实事求是，实事求是重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找到事物发展的变化规律，而解放思想则重在鼓励创造基础上寻求非常规的突破法则。所以，解放思想的核心并不是专家们的什么理论，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什么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新；二是沟通。从解放思想的具体方式上来说，并不一定都是通过上传下达和学习讨论方式来完成的。它既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既可以是自内而外的，也可以是自外而内的；既可以是渐进式的，也可以是顿悟式的。如果有人把它搞成统一式的、模式化的东西，那只能叫做统一思想，而不是解放思想。由于受封建传统的思想影响，经常有人强调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本身就是反马列主义的，只有解放思想才是马列主义真正所倡导的理论精髓。

　　300多年前，当英国诗人弥尔顿双目失明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真理：思想的运用以及思想本身能将地狱变成天堂，抑或将天堂变成地狱。中国文化在上千年的流传继承过程中，虽然表现出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但也体现出这种文化思想体系的混乱、价值标准的无序和人伦道德的不规范，我们人文精神的阐发又多源于政治拼争中的无奈和失意。因而，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都缺乏明确的判断能力，往往是一切以权势和切身利益作为行为准则，与之相反的却是，中国的封建制度恰恰在限制人们的思想创新和突出自我意识的表现能力方面，有着极为严格的制度及明确的行为标准。

　　中国文化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两面人格，那就是封建专制一方面表现出对权势的维护；另一方面又对个人主张和权利进行压制。对中国人生活影响最深、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可以说这是一项最摧残人性的典型制度，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单一和封闭，而这种制度又从根本上压制了中国人多方面的精神创造要求。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文化缺少创新就必然缺乏应有的活力，在这么一种状态下，法治是难以发展和巩固起来的，不仅如此，即使是“人治”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下去。

　　18世纪锐意改革的俄国彼得大帝认为：“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商业是人类自古就有的一种最古老的行为，汉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鼎盛时期，商贾酒肆遍布市井，丝绸之路纵贯千里，但社会创造的大量财富却被连绵数年的战争灾祸所损毁，紧接着就是诸侯割据，民不聊生，中国社会才刚刚萌芽的商业意识瞬间就被无情的现实扼杀掉了。在专制体制下产生的商业行为不能算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商业上的公平竞争不是以守法经营来实现的，却常常是以威胁利诱和强取豪夺等非法手段来达到一夜暴富目的的，中国最大的潜规则实际就是权钱交易，而不是尊重市场规则和人的价值。

　　文化传统固然有其深厚的历史影响，可同样也能制造出沉重的历史包袱。以研究中西方文化著称的胡适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伦理尊重个人权利，东方伦理蔑视个人权利。” 所以，只有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社会道德的重新建设，才是改革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否则，即使改革得以进行，也要受到扭曲的封建传统的摧残。中国文化中的专制属性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人讲究繁文缛节、猜疑谨慎的做事风格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文氛围，这种稳定保守、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也就必然会造成中国人创造力的泯灭。中国近代“商帮”的兴起和陨落就是在那种极权制度下形成的畸形产物，虽然，它作为一种商业现象成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萌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反而使那种不规范的商业模式延续下来，并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扬起来。“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种封建恶习甚至直接影响到了现代中国企业的畸形成长。

　　在中国实地生活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看到了这样不协调的现象：“中国人把人视为神圣的产物，但生活中很少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 史密斯认为： “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矛盾的现象……在这样的文化中，没有革新的发展性，文化是自私的。”最后，他在189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开出的药方是：“为了革新中国，必须追溯性格的动因，使人格升华，良心必须得到实际的推崇。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很少，只有人格和良心，换句话说，良心本来就是人格。”否则，即使接受西方文明，也“经常仅仅接受西方文明中最坏的方面。” 一百多年前的史密斯对当时的中国文化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我们今天看来仍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人的主体性其实包括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个本质特征，只有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才能获得真正的发挥。黄卧云先生在那篇著名的文章《对立面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国家的强大只能是社会所有成员为了其自身利益自由创造带来的伟大副产品。比强国理想更值得追求的是更合意的生活方式，把改革理解为强国之策会使改革误入歧途。改革的目的是使多数人获得更合意的生活方式，自由选择才是它的根本特征。”一言以蔽之，思想的贫乏和主流文化的软弱无力，正是工业文明没有在东方出现的真正原因。近些年来，微观经济学派和实用经济学的盛行就说明对经济个案的研究、对经济手段和经济措施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研究往往有着十分重大的研究价值。只有在一个思想公开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也才有可能产生新的财富。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人类自身进化发展以及思想、文化、技术进步不断丰富繁荣的历史。君主、国家、等级制度只不过是维持当时社会平衡的一种手段，一旦新的思想、文化进步和技术发展能够产生足够大的推动力作用时，这种平衡势必要被推翻，于是，一种以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技术为代表的管理体系就应运而生了。改革就是要不断地营造一种以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技术为代表的管理体系。可以说文化变革和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今社会的发展愈加证明了这一观点。当然，旧有的习惯势力为了维持其既得利益，会拼命地阻碍、压制各种思想文化的传播，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这种状态维持得愈久，社会进步的发展就愈缓慢，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以暴力的形式出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虽然朝代反复更迭，而体制依旧的缘故。

　　2005年的夏季是一个堪称火热的季节，然而，比炎热的天气更加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社会各界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对我国医疗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报告，着重对改革开放以来至现阶段，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做出了我国

医疗体制改革总体不成功的判断，并对未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提出了框架设计，一时间引起了人们关于对改革进行“盘点”的呼声。实际上，长久以来对改革进行“盘点”总结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禁区，好像对改革进行总结似乎就是否定改革的方向。所以，迄今为止，我们对改革的“盘点”还远远不够，目前只有对医疗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官方评价，但并没有对其余各项改革的情况进行过系统的总结通报。但即便是这样，也立即招来了

卫生部的反对意见。

　　为什么这份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盘点”的报告立时赢得了社会的赞同声呢？但是，有些人却并不乐意呢？实际上并非一说改革就是绝对正确的。应当说，对社会存在的弊病进行改革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就具体的方法和手段，特别是对改革的整体效果来说，却不一定都正确。那种打着改革的旗号，施行的却是满足某些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所谓改革，就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必须要用改革的观点来对待改革，要用开放的观点对待改革，从这个意义来讲，对医疗、教育、文化、政治体制进行总结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试想离开了大众，离开了公平，离开了科学，经济的未来又能有什么前途呢？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成长竞争力指数已经从2002年的第33位连年下降，跌落到了2005年的第49位。在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却出现成长竞争力指数急遽下降的咄咄怪事，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促使我们必须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因和中国企业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答案。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来看，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依靠精英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一味地附和与激情就能够化解的，中国的问题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和谐、智慧性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创举，中国的开放让世界改变了中国，中国的改革使中国影响了世界。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迄今为止，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目前在世界眼中的形象还与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与曾经领先了世界上千年的领袖形象还有较大的距离。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开放成了主题歌，市场经济的结果却是经济成为了核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开放和经济成为主题，而真正的社会变革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并未全面建立起来呢？这些现象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遇到红灯绕道走”的避重就轻式改革，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仅走完了比较容易的一步，而随后更为艰难的社会价值体系变革和公平高效的市场结构架构尚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