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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林
郎咸平的很多话颇具迷惑力。在社会不满情绪普遍迷漫的情况下，他的很多话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其实不然。但要厘清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郎咸平说：“现在国企改革变成什么样的情况？等于说我今天家里很肮脏，我请个保姆到我们家清扫，清扫完了以后，家就变成她的了。”
这个比喻确实说到了公众的心坎上。国企是全民的，作为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人”呀。既然我们是“主人”，尔等国企董事长总经理不就是“保姆”吗？这种当家做主人的快感确实挺受用，也很容易让“主人翁”头脑发热、失去冷静。
其实，郎的这个比喻并不贴切。如果非比喻不可的话，我觉得“管家”比“保姆”更准确——虽然都是“奴才”，毕竟有所不同。不过，这无关紧要。就算他们是“保姆”吧，难道“保姆”就不能咸鱼翻身当老板吗？如果这个“保姆”在“清扫完了”之后给“主人”足够的钱而且通过合法的手续，“家就变成她的”有何不可呢？近年来，真正的保姆最后做成女老板的人，难道还少吗？
绝不是保姆就不能变成主人。关键在于保姆是怎么变成主人的。实际上，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就是出在过程和操作上。比如黑箱操作、自买自卖……借改制之名行瓜分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产权制度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问题只是技术性的，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
郎咸平还说“我国的产权改革，或者称国企改革，最后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如果国有资产被监守自盗，那当然可以说“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这当然也是不能容忍的。但如果改制后全民得到了合理的回报即卖出了好价钱，国有资产流失即全社会负担改革的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卖给外人也是卖，卖给保姆也是卖。但如果“保姆”想买的话，他就必须跟外人站在同样的位置上与外人平等竞争，“保姆”绝不能既是买家又是卖家。这个道理太简单了，根本用不着解释。但如此荒唐的事情，确实正在中国的国企改革中上演！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
MBO只是“国退民进”的一种选择。选择这种方式，确实比较麻烦。依我之见，还是不搞为好，但搞也不是不可以。如果有搞，有三点至关重要：一，公平竞争。撤掉任何门槛，让“保姆”与“外人”平等竞争，绝不能内外有别。二，划清身份。如果MBO，改制的操办者绝不能是竞标的参与者。最好由国企的上级主管部门来搞(谨防国企高层与政府官员合谋！)，甚至交给中介组织也未尝不可。三信息公开。国企的所有财务信息以及操作过程都必须公开，从而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当然，这需要公平的法治环境和规范的市场环境。在目前这两种环境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缓行MBO是应该的。(国内搞MBO带有激励的成分，但这种激励的灰色，势必造成规则上的灰色地带，这也是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之一。)
但郎咸平诊断出的是另一种病因，开出的是另一个药方。他认为，问题的原因在于国企经营者缺乏信托责任，解决的办法是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而国有的性质无须改变。“郎咸平继续坚持自己的两个观点：一是国企不论大小，政府行政命令首先应该退出市场，但是国有股应该留在市场；二是职业经理人制度不但可以改革国有企业，而且也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如果郎的想法能够实现，当然好。但“行政命令退出市场”可能吗？当国企的上级主管部门(比如国资委甚至各级政府)负责人认为属下国企的经营管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至于是不是严重问题另当别论)，他能“坐视不管”吗？假如上级领导插手国企的经营管理有利可图时，他能管得住自己吗？
为了证明其主张的可行性，郎咸平举了英国的例子。不错，私企大老板也会聘请经理人打理自己的企业。但，私企老板即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没有中间环节。而国企经理人与所有者之间却隔着好几层。全民委托政府，政府委托国资委，国资委委托经理人。所有人都是主人，等于所有人都不是主人。国企的所有者实际上是缺位的。也就是说，拥有行政命令权力的政府部门或官员实际上也是受托者，他们如果寻租权力的话，损害的是公共的利益。比如有人可以送给政府官员100万元要他批个条子让国企负责人买不合格的原材料，从而使国家蒙受1个亿的损失。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私企老板那里，因为他得到100万会损失1个亿，傻子才会干。
也许郎要说，那就制度化，硬性规定行政权力绝对不能干预国企经营。但这不符合“权力源自哪里就对哪里负责”的基本政治原理，因为国企经理人肯定是由政府有关部门选拔任命的。明着不能干预，可是暗着伸手，国企经理人胆敢不听，随便找个借口，就能炒他鱿鱼。面对能决定自己命运的上峰的“建议”，任何聪明的经理人，都不可能置若罔闻。因此，行政权力完全退出国企的经营管理，根本不可能。退一步讲，即使可以做到行政权力退出市场，信托关系能建立吗？
《合同法》有一项规定：房屋不得转租，即租房者必须跟房屋所有者签订租赁合同，而租赁者不得转租给别人。现在的建筑工程承包中也规定不得转包。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因为转租或转包的环节越多，约束力就越弱，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比如租房者拿到下家的租金后就逃之夭夭，链条就会发生断裂。实际上，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大都于层层转包有关。国企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的链条太长了，委托来委托去，等委托到经理人那里，信任和责任都已所剩无几。怎么可能建立起稳固的信托关系呢？
更重要的是，国企的所有权是虚置的，或者说所有者是缺位的(上文已提到这一点，这里还是要提，因为这是要害)。对此，很多人不解，反问：法律明文规定国企是“全民所有制”，所有权不是很明确吗？然而，那只是理论上的。私营企业的经理人肯定是老板决定的，而哪个老百姓(名义上的“主人”)决定过国企经理人的人选？中国国企的经理人都是政府任命的，因为政府“代表”全民行使国企所有权，而政府本身也是人民或国家的经理人。如果说国企经理人是“保姆”的话，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也是“保姆”，只不过“保姆”的等级有高低之别罢了。当然，国民若真要行使所有权，有一条路径可供选择，即规定国企经理人的选任由人大决定，就像决定政府部门官员一样，但国企那么多，情况又千差万别，怎么可能呢？再者说，即使国企经理人选真的提交人大，可能还是由政府意志主导。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还有国有企业呢？的确。但那都是个别特殊的行业、特殊的领域，比如涉及国家安全的、市场不愿涉足或经营不了的，因此，这样的国有企业数量极少。尽管国企都有上述种种弊端，但因其数量少，监管起来比较容易，即使出现问题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很小。这点风险是社会必须承担的。
中国的国企改制确实出了很多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还在发生。顾雏军栽了，我相信还有很多“顾雏军”没有受到惩罚。我强烈呼吁政府坚决遏止非法行为，严厉打击作奸犯科的蛀虫，同时出台公平合理的国企改制方案并严格执行。但国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决心绝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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