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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良:改革因何失去共识 社会公正需国家权威吗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16日 13:29 《董事会》

  文/羽良

  临近年关,盘点2005,媒体的舆论焦点从医保到养老金,从国有资产到银行改革,从利益代言到社会公正,如此种种,都可以归到“争论改革”的名下。而在如此宏大的名目之下,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走到它第27个年头时,改革的社会共识不复存在了。

  渐失共识的改革

  改革的社会共识为什么没有了?按照现下最流行的说法,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的推进,另一方面是制度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导致了剧烈的社会分化,缺乏广泛社会共识的改革自然不会有继续推进的动力。应该说,这样的解释虽然显得过于简单,但是符合中国改革进程的总体逻辑。始肇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带有典型的“渐进改革”的特征。“放权让利”、“摸着石头过河”等形象的词汇,使得改革的蜜月期很容易到来,却并不容易持久。上个世纪80年代,市场价格机制的引入同契约主义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让中国城乡二元经济释放出巨大的活力。今天看来,这种改革的初始方式可谓“皆大欢喜”,原有的利益集团同其他各个社会群体都从这一改革中获得了收益。虽然在收益的量上,是与社会各个集团的政治权利大小有着严重正相关的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符合经济学中“帕累托效率”的改革,即不令任何一人福利受损的情况下,令所有人的福利提高的改革,个体心理满足程度的提升远远超过实际收益增加量。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极左力量,民意对改革不仅有高度的共识,而且是改革推进的最大动力。

  但是,这样皆大欢喜的局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能量释放的瓶颈。在经济制度方面,价格机制的放开造就了市场,但并不意味着造就了一个公平的市场。行政权力严重扭曲了市场,一方面通过行政力量主导宏观政策调控,另一方面通过微观上的大中小型国有企业,始终不断地破坏着资源的市场有效配置。在经济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背后,是从立法到行政管理上的一系列改革真空。

  长期以来,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公有制经济具有无可怀疑的法统地位,然而,从个体户到乡镇企业,私营经济的巨大活力不断地冲击着公有制的经济法统地位。与此同时,熊彼得意义上的“企业家”,在中国第一次有机会找到除了政治以外的一块缤纷舞台——市场。于是,市场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创新精神的商业经营者。他们与私营经济共同诞生发展,也面临着共同的体制瓶颈。这个时候,“渐进改革模式”改造瓶颈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大环境的制约。比如企业所有制问题,在宪法层面,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无法迅速改变,因此,各种各样的所有制擦边球政策应运而生。今天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原罪,所谓的“红帽子”企业,都与当初公有制下的擦边球政策密不可分。

  应该说,擦边球政策对突破当时制度瓶颈有着显著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这确确实实是一种机会上的不平等。因为严格地讲,能不能享受擦边球政策,首先是一种政治特权,其次才是经济权利。也许很多人即便能够想到也不愿意相信,富有中国特色的擦边球政策便是政治权力在市场中寻租,继而造成市场机会对社会成员巨大不公平的始作俑者。而这一切的一切,又不能不说是渐进改革模式的必然,立法和行政改革之后,使得今天所谓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在其形成初期,有了充足的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如此种种“事后诸葛亮”的分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要求当时的民意能够准确地洞察到,也正因为这样,度过甜蜜岁月的改革进入第一个攻坚阶段的时候,阻力中极左意识形态的力量已经大大减弱,而民意中的不满声音第一次开始进入改革阻力的构成当中。虽然反对之声只是集中在对中低层官员腐败的不满,绝无法构成当时民意的主流,但是这种声音的出现,就埋下了今日社会分化的导火线。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十年,可以看做改革的第三阶段。与各个社会集团的迅速形成对应的是,利益分配格局在这些社会集团中对号入座。所谓“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并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政治现象。进一步说,今天的种种矛盾分歧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并无本质关系。甚至可以说,社会分化现象永远表征于经济根植于政治。利益分配的不公极大地刺激了广大普通民众对分配正义的诉求,由此造成各个社会集团间的鸿沟和摩擦在所难免。作为社会正义诉求的一种,分配正义作为底线正义,在今天最为直接的表现为所谓的“效率与公平之辩”。可事实上,主流经济学理论自上个世纪40年代“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之后,便已经将效率追求同福利分配问题截然分开。理论上根本不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中国改革27年,始终是通过市场经济建设进行“效率改革”,今天的“公平”问题,牵涉的是利益分配背后的政治和司法体制问题,而这又恰恰是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所一贯低调处理甚至回避的。

  改革动力的丧失,乃至改革本身遭到质疑,在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之上,表现为愈加复杂的个案堆砌。从简单明了的经济犯罪到夹杂着舆论同情和司法界定模糊的社会犯罪,还有三农问题、社会保障改革、

房价过高等等,任何一个具体的个案在今天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最终的讨论引向道德争辩和社会公正的呼唤。这些看似互无关联的个案,最终的趋向如此的一致,倒是正应了一些学者所极力寻求的当代中国复杂问题背后的某种统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大陆知识分子在这一年中极为活跃地为中国改革把脉开方,呈现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少有的对中国改革前途的巨大关切。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大陆知识分子中迅速而大规模的精英政治主义回潮,以及对权威政治不假思索的确认。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更表现出在认同权威精英政治基础之上,建构大陆当代社会公正理论资源的野心。

  社会公正需国家权威?

  显然,追求社会公正的民意本身并不构成社会公正的内容。然而,对社会公正的呼唤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公共领域中加强国家干预的强烈要求。这里不妨举例一二。2005年的王斌于杀人案,引起了持续甚久的公共讨论。王斌于因为遭到拖欠其工资雇主的侮辱,一怒之下举刀杀死四人,重伤一人。王斌于遭遇之悲惨,罪行之残暴,两者集于一身的强烈对比,一下子将一个案情非常简单的刑事案件在公共领域中急剧放大。与两年前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案有着惊人相似的是,大陆司法界近年来努力提升的程序正义原则,遭到了饱含道德元素的社会简单正义和司法公正原则的双重夹击。在并非正当防卫的情况下,依据程序正义原则,王斌于杀人所应承担的罪行不存在任何法理模糊。然而,包括数位法律专家在内的公共舆论,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对王斌于案给予了情绪化甚深的关注,甚至不惜牺牲司法独立原则,希望通过司法解释上的模棱两可影响对王斌于的死刑判决。王斌于作案的背景和舆论上的广泛同情,赢得了大量民意的道义支持。但是,程序正义这一大陆司法界目前改善最为显著的领域,与社会简单正义判断产生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逾越的鸿沟。长期以来受到政治权力影响难以实现独立的司法体制,面临着体制自身与司法公正诉求,以及体制内所能实现的司法公正与程序正义之间深刻的冲突。

  另一个例子引起的舆论更为激烈。2005年7月底发布的大陆医改报告摘要得出了“医改二十年基本不成功”的结论。考虑到公共医疗牵涉国计民生之广之深,这样由官方研究机构发布的对官方重大社会政策实施效果的否定性报告显得异常罕见。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此后持续数月的媒体讨论中,民意与官僚机构的态度表现出尖锐的对立,而一些专家也令人惊讶地表达了一味讨好民意的所谓专家意见。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缺乏政府责任的介入久矣已,医改失败的真正所在也恰恰在于改革一直缺乏明确的政策目标。所谓的市场化之过,不过是政府失灵的外在表现。然而,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在中国的公共卫生领域改革中,政府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带着何种责任介入,也没人能说清楚医改明确无误的政策目标到底是什么。民意在免费医疗和计划经济时代低成本医疗服务的麻药中狂欢,与之形成鲜明对称的是卫生部官员对“医改不成功”结论的否定和搁置,以及治标不治本的新医改框架遮遮掩掩的公开。

  这两个例子共同的特征是,舆论争执的背后其实都在要求国家干预的政治介入。当然,还有对现行政体框架内一系列政策的准确政治定义。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当代中国在政治上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与诸多论者截然有别的是,笔者反对对当代中国权威精英主义政治盲目地确认。因为当代中国的权威政治和精英政治,始终无法脱离开执政党做为“建国者即为国家所有者”的法统背景。虽然经过“渐进改革”近三十年的努力,政体上党政不分的现象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由此,一些知识分子基于当前改革的经验性成就,论证中国所采取的渐进改革模式的优越性,以及进一步论证现行权威精英政治合法性的做法,就大有必要怀疑了。“谁之国家”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很难明确今日社会公正诉求的国家干预到底是什么样的干预内容和方式。

  缺乏对国家这一基本概念的准确定位,使得建立于国家概念之上的一系列理论描述都变得相当可以。比如最近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撰写的《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一文中,贯穿始终的是要求国家力量应主导当前中国社会公正的重建。可惜,在多数具体问题上,姚洋教授的论述让人怀疑他是否考虑过自己预设的“国家”与文中涉及个案论述的冲突。比如姚洋认为,“在计划经济的三十年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曾经形成过积极的社会政策,这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卫生和妇女解放几个方面。”而事实上,计划经济年代里,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其实施过程绝不是以社会政策的形式进行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些基本社会保障,与其说是国家对公民责任的体现,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恩惠更为恰当。

  在计划经济的专制政治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权威政治时代的过程中,基本社会保障在政治上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只有国家对于全体公民的基本社会保障由政治恩惠转变成政治责任时,这些保障才可能成为现代国家意义上的“社会政策”。说简单些,这种拿计划经济时代的保障状况与今天改革后的状况进行的直观比较,其实是根本不具备可比性的。类似姚文中的这种理论错误,在改革失去共识的今天,常见得令人惊讶。错误的根本则在于对谁之国家认识的疏漏。

  同样的理论辨析也可以用于社会公正这一年广为流传的字眼。谁之公正?如何公正?无不与渐进改革造就的今日中国政体息息相关。无可否认,高歌猛进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在2005年突然遭到的质疑并非偶发现象。中国社会既已形成的社会分化格局和愈加激烈的社会冲突,已经开始时时拷问着渐进改革模式下一直讳莫如深的政治改革何时能够跟上社会的变化。同样地,在一系列复杂现象的背后,讨论未来中国改革走向的理论探究,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最为本质的政治学问题。能不能迅速的在这几个本质问题上达成共识,继而将未来的讨论和政策建议建立在一个足够扎实可靠的共识之上,亦将成为考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观察和理论建构能力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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