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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翟鸿祥日前在北京城市管理广播接受采访时透露，去年北京市交通罚款超过10亿元。不过这钱不归交警。也就是说交警开了罚单，车主应该交款到银行，然后银行交给财政部(新京报1月13日)。
北京市一年的交通罚款就超过10亿元，其数额之巨令人咋舌。可喜的是，这笔钱没有装进个人腰包，而是统一上缴财政。但是，在北京之外的许多地方却并非如此。
虽然这些地方也实行了“罚交分离”，但是却把罚款与单位的经费挂钩。也就是说，根据你上缴罚款的多少，按照比例返还。有些单位为了多得经费，就把罚款额分配到每个人的头上，甚至与个人的奖金挂钩。这样一来，虽然“罚交分离”，但是无非是多经过财政部门的一道手续，大部分罚款最后还是装进了单位或者个人的腰包！
这种现象并非个案。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平新乔教授判断，1997年以后，尤其1998年到2004年，我国预算外财政规模已经相当于整个地方预算内财政的50%左右。如2004年政府除了16000亿财政收入外，自己还有8000亿左右的预算外收入。其中有多少来自行政罚款，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出现这种情况的背景，是改革初期放权让利的直接结果。改革之初，为激发改革积极性，GDP分配格局向企业和居民倾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1978年这一数字是31.2%，到1993年甚至一路下降到10.7%。与此同时，由于未调整政府职能，支出规模未减，发展支出又激增，致使规范性收入不足。于是便开了政府部门创收的口子，形成了政府部门经费来源的“双轨制”，即除了财政预算拨款，政府部门一部分经费还需自筹，要靠跨越既有制度到制度外去创收。这样一来，不少政府部门成为“两面人”，既是社会管理者，又是牟利者。这必然打乱社会秩序，并诱发各种腐败行为。
近年来我国已出台了收支两条线等制度，但不管几条线算账，却总是从你上交的钱里面返还一部分，还是一种“多收多用、少收少用”的财政保障格局。这意味着，从整个部门的角度来看，利益化的行政路径并没有真正斩断，为部门利益而行政的冲动难以根本铲除。从近几年的审计报告中就可以看到，乱收费、私设账外账、小金库等频频出现，一些单位甚至是“屡审屡犯”。这说明，改革难以触及根本，效果也就有限。
所以要想杜绝罚款装进个人腰包，捍卫公共部门的公共品质，使之回到公益的轨道上来，仅仅有“收支两条线”之类的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改革财税体制，将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等大量非常态的政府收入都纳入到单一的预算体制中，统一调配管理，所有政府开销都由财政统一运作。一句话，只要政府部门还是“两面人”，就不能确保公共部门公共服务的品质。
谭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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