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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纯(北京)
在“讨伐”中国经济学家的声浪中，我蓦然想起了顾准先生——“用鲜血作墨水”写作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我刚刚读完新近出版的《顾准画传》，书页上留下斑斑泪痕。我不是性情中柔弱的人，可是顾准先生的人格魅力，让你无法自已。顾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更是一位令人景仰的“道德的实践者”。许纪霖教授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一书中说，“顾准本人很少有道德的话语，我们翻遍《顾准文集》，没有发现任何的道德高调，只有对传统理想主义的冷静反省。他个人的道德高尚不是通过高调实现的，而是以悲壮的身体力行实现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称誉顾准先生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今日之中国，“市场经济”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然而在50年前，敢提出如此超前的见解，那是需要具有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科学的思想方法和丰厚的学识底蕴的。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正是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启发下，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深刻反思。顾准的文章有的放矢，针对当时国家计委一位“高官”的某些不正确观点予以批评。人们还记忆犹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学泰斗孙冶方首倡“尊重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杰出贡献。被顾准视为“知己”的孙冶方，在谢世前一再嘱咐他的两位学生吴敬琏和张卓元，要把顾准的《试论》一文附在自己的文集中。并在《后记》里讲，“是年初夏，顾准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顾准、孙冶方两位互为“知己”的伟大经济学家，留给后人一曲津津乐道的“学林佳话”。
说顾准是“中国的脊梁”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当之无愧。顾准的超前思维令人惊叹。早在1971年，顾准就在《十年来的苏联经济》文稿中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顾准还更加犀利地指出，苏联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人间正道是沧桑”，20年后的苏联解体，证实了顾准的预言；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
顾准敏锐的思想洞察力缘于他对历史的研究和思考。1974年他在《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中，“以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也就是我们古代的专制主义政体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这样的结论可能有人不能接受，但是“感情当然不能代替事实”。顾准命途多舛，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他戴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走进书斋，攻读《资本论》，“长夜难明赤县天”，警世华章留后人。1957年中苏联合考察黑龙江，他看不惯苏联专家大国沙文主义的蛮横态度，采取了据理力争、针锋相对的立场。结果被考察组的人员记录在案，以破坏中苏关系的“罪名”划为“右派”。1964年，因为直言批评毛主席的个人迷信，再次加冕“右派”。然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准始终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宁鸣而生，不默而死”，埋头读书，独立思考，在精神世界里，天马行空，创造思维，成为中国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顾准“悲壮的道德实践”，对我们今天的某些“公共知识分子”倒是一面镜子。许纪霖教授为某些“知识明星”画像——“为了迎合传媒，吸引公众，成为很可笑的‘文化思想明星’。他们不在学理上像顾准那样下功夫，而是在修辞上努力，起劲地煽情、作秀、唱高调。虽然他们的‘思想’在追遂时髦的人看来很尖锐、很独特，但是在真正有思想的人看来，会发现那些华丽的辞藻和机智的修辞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空荡的灵魂，一个苍白的手势，纵然能够泛起一时的摩登泡沫，但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像大浪淘沙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顾准“本来有一个官宦前程，而且前程似锦。但是他‘糟蹋’了这一前程，走上了一条料无始终的不归之路。他在黑暗中求索，给抽屉写作，给后人写作，而不是给自己的学术前程写作”。顾准临终时，在床榻旁一直陪伴他的吴敬琏握着先生的手，看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魂魄归西，离我们而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
顾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时代更需要像顾准这样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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