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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春阳
谁是“投资环境论”的始作俑者？很多人也许会马上联想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在去年11月所发的一番“高论”：“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而事实上，这样的理论在基层地方领导中盛行并成为一种指导思想，已非止一日。“投资环境论”不只认为工
资不能涨，劳动者其他权利的诉求，如劳动安全、健康卫生、劳动强度，是都可以用“投资环境论”一口回绝的。
手边有一本书，是高小勇的《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高小勇说：“劳力便宜得惊人的柬埔寨，为何少有企业家去投资创业，经济凋敝如故呢？而美国劳动贵得惊人，为何每年国外投资仍居世界前茅，欧洲每年有大量的钞票流向美国呢？”高小勇用“交易成本”来解释这一现象：“一个国家的贵贱如何，是否便宜，主要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美国企业与雇员间的生产成本虽高，但与之打交道的政府与服务企业的交易费用却相对低，像它的电信、邮政、金融、保险、自来水等服务企业亦非垄断。”高小勇还拿山西、河南与广东、浙江做了对比，山西、河南因“交易成本”高而令投资者畏而远之，广东、浙江则因“交易成本”相对较低而获得迅速发展。在我看来，这里的“交易成本”正是“投资环境”的代名词，而劳动力是否廉价则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吴瑞林副省长一语中的：“投资环境论”是片面的政绩观在作怪。一些地方政府追求“招商引资”的规模与速度，不惜以牺牲劳动者的正当权利为代价，而很少在营造真正的“投资环境”即降低“交易成本”上下工夫。
一个不尊重、不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投资环境”，当然也具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会引来一些见利忘义的短线投资者，无助且有损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既不可形成一支熟练、高质的劳动力队伍，也不会出现真正以打造品牌为目标的企业。至于正当生意人，如比尔·盖茨、李嘉诚辈，是不会把劳动力的廉价当成一种投资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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