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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华
自去年11月哈医大二院爆“天价医疗费事件”过去近两月后，卫生部首度直面记者叩问。据1月1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毛群安，在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尽管天价医疗费事件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是它对整个卫生系统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卫生部非常重视调查结果，也希望这件事情得到严肃的处理。
卫生部官员首度出来表态，称非常重视该事件的调查，并希望严肃处理这起影响极坏的案件，这样的表态虽然稍嫌迟缓了一些，但毕竟是一件好事。
但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极端的个案”，笔者却无法苟同。所谓“极端”，是指事物顺着某个发展方向达到了顶点；“个案”是指个别的、特殊的案件。照此逻辑看，天价医疗费事件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不仅看不出特殊性，且远非达到极坏影响的“顶点”高度。
由此看出，这样的事件根本不是什么“极端个案”，而是很多地方极为普遍的现象，只是未达到哈医大二院那样的恶劣程度罢了。比如，据去年12月1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患者诸少侠2004年9月13日进入深圳市人民医院，2005年1月10日病逝，住院119天。该院账面显示，住院费竟达90余万元天价，甚至在病人已去世，医院仍打出费用账单共15184．72元。这就是最新的明证。
说天价医疗费事件非“极端个案”，更重要的理由是：这一事件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在全国各大城市的许多公立医院里，几乎都是可以找到“替身”的。源于“替身们”的长期存在，10年医改失败。理论上用不着推断，单就近一半的公民生病住不起医院，捂着痛肚望断医院路，超九成公众对医改的不满，便是社会实证。
患者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花了500多万元后有媒体报道超过１０００万元，如单就数百万这个数字来说，“极端”还说得过去，但诸如卫生行政部门对公立医院的监管缺失、专家违规外出会诊、医生收受患者和药商“红包”、宰人的大处方和重复检查等等医卫怪状，百姓见得还少吗？
不管是之前卫生部官员避谈天价医疗费事件，还是现在的“极端个案论”，都显得极其耐人寻味。医院出了丑事，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当然难辞其咎。且百姓在这个几乎集纳所有医卫问题的“天价事件”面前，希望看到的作为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和盘托出代价，补益新医改的重制内涵，一举整饬医卫歪风，扭转看贵难之困局。
于此节骨眼上，卫生部官员道出的“极端个案论”，虽非为当地卫生部门刻意开脱，但客观上却“空投”给了他们一个信息安慰——既然是“极端的个案”，那当然就没有什么普遍性，只是偶然出现而已，根本不是什么“面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卫生行政部门的责任是不是就小多了？或者是不是只严肃处理黑心的医院就可以了？
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中，出一个正面典型，就说集中代表了一个行业的某种精神，出一个反面典型，就说成是“极端的个案”，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思维定式。这样思维，可以使某些很严重的问题被淡化，从而削弱了思想变革的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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