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葆：只有在中国才听说开医院可以发大财

　　刘同葆

　　2005年，是中国经济学界疯狂争吵的一年。其实，许多争吵不过是在浪费唾沫———因为双方的论据都不真实。

　　关于“医疗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或曰“医疗改革的美国道路”之争，即一显例。

　　否定“医疗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一方，拿欧洲说事儿，认为医疗卫生体系就应该完全由政府出钱来建设，私立医院惟利是图，是根本靠不住的，坚决不能走“美国道路”。持“市场万能论”的一方则奋起反击，坚定地认为市场化没错，中国医疗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都是由于政府限制私营资本进入造成的资源稀缺与竞争不足所导致的，“美国模式”的效率比欧洲高多了。

　　双方其实有一个共同的默认：和其他商业领域一样，资本在医疗产业也是逐利的。他们所争论的，不过是逐利好还是不好。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都错了。一方所厌恶、另一方所崇拜的“美国模式”，根本就不是他们所厌恶或崇拜的样子。

　　撇下好还是不好的价值判断另说，单看事实层面，所谓“美国模式”有两大特点：第一，它的大部分医疗机构确实是私营的；第二，它大部分的私营医疗机构又是不营利的———不一定不赢利，但决不以赢利为目的，或者说，所赢来的利都用于医疗机构自身的滚动发展和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上了。

　　私立的不一定是营利的———这样的事实，已经超出了关于“经济人假设”的公理之外，也超出了争论双方所坚守的“主义”之外。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争论，因而变得没有意义。

　　类似的唾液浪费，前几年在关于是否允许民间教育投资“取得合理回报”的讨论中已经发生过一次。作为支持者的一方———民办高校投资者和部分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最强有力的论据是：“绝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私立的。”最强有力的论证逻辑是：“不赚钱的事谁干？”

　　他们都忽视了一个事实：虽然绝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确实都是私立的，但他们全都是不营利的，甚至几乎全都是亏损的（亏损额由政府拨款，企业、富人和校友捐赠来补足）。即使在对优质生源的竞争中，他们也画下了一道“反市场”的红线———数年前，由耶鲁牵头的美国数十所名校曾联合发表自我约束声明，其奖学金只根据学生家庭的贫富来发放，而决不把学习成绩的好坏作为依据。

　　西方也不是完全没有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但它们都只能注册为“公司”，照章纳税。

　　听说过发了财后开

医院、办学校的，还没听说过通过开医院、办学校发了财的———除了在中国。“不赚钱的事谁干”的逻辑，至少在教育和医疗行业，不怎么通行。虽然这两个行业消费者众，市场潜力无限，但在世界企业几百强榜上，以医疗服务（制药业不算）和教育服务为主业的，还未之尝闻。

　　同样的讨论，还发生在关于怎样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的问题上。这回“经济人假设”的逻辑稍有变化，成了“吃亏的事谁干？”论据则是据说“外国都有规定，慈善捐赠可以抵税”，中国因为没有同样力度的激励性规定，所以谁捐赠谁吃亏。但实际上，外国一般规定的是，捐赠额可在“应计税收入”中扣除，而并非在“应纳税额”中扣除。假定某个人捐出了1000万元，其所得税税率是25％，那么这个捐赠者所受到的“政策鼓励”，就是少交了250万元的税而已，另外，750万元的“亏”他还是吃定了的。如果一定要做到收支平衡“两不吃亏”，这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慈善事业了。

　　事实上，企业捐赠和企业所有者个人捐赠的逻辑可能很不相同。企业捐赠多出自“公关策划”，或为了开辟新的市场，或为改善在公众（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本质上还是一种营利行为。有钱人个人的捐赠，则大多没有这样的功利动机，而是这些个人发现某些方向的投资政府和企业力有不及，主动上前伸把手帮忙的志愿行为。捐巨资于癌症研究的比尔·盖茨，捐巨资于癌症晚期患者临终看护的李嘉诚，和无数细数长流捐资于非洲难民、稀有动物保护、控制地球变暖的各国小康百姓们，莫非如此。

　　人并非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经济人”，这世界上不赚钱的事情一直有人在干，这是事实，非关“主义”也非关学问。而所有关于“主义”和学问的争论，都应该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实际上，只要争论双方能勇敢地面对不利于己的那部分事实，许多争论都可以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