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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有两则消息令人瞩目：一是中纪委第六次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研究新时期惩治与预防腐败的重大战略(2006年1月4日新华网)；二是有报道称四川行贿黑名单全是建筑商(2006年1月6日中华工商时报)。将这两则天南地北的信息联系起来，我们从中可读出一些颇受启发的反腐倡廉密码。
新年伊始，中央纪委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是总结过去一年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情况，分析形势，明确任务，对200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对今后的反腐倡廉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在我看来，发生在四川的建筑商行贿案，正好为制订惩治与预防腐败战略提供了一个分析案例，一个解析脚注。
四川的建筑商行贿案例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在经济生活中时有发生。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它给出的信息是：其一，握有公权的发包单位的掌权人是一方，为了获得工程利益的建筑商是另一方，建筑商以金钱与掌握公权的发包人进行幕后交易，获得工程；其二，这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对于受贿的掌握公权者来说，这是权力资本化行为，对于行贿者来说，这是以少量经济投入获取更大公权利益的不平等交易；其三，在事实上，这种交易类似于交易双方共同对公众利益的盗窃，一方是以公权获私利，一方是以小金钱换大利益；其四，最终的结果，导致掌权人犯罪，导致社会腐败现象泛滥，导致政府管理部门信任危机，也将导致“豆腐渣”工程的涌现。从特殊意义上说，建筑行业是行贿的群发地，主管工程的掌权者是公权资本化的高发区。那些对企业有用的公权，那些可以拆分卖出的公权，就是“注重预防”的关键之关键。
近来，媒体有关反腐中的“打老虎”与“拍苍蝇”争论有增无减，我以为，这些均属于治标中的范围问题，策略问题。老虎要打，苍蝇要拍，但是遏制它们滋生的环境，铲除它们生存条件的治本之举更为重要。
反腐工作中的注重预防，就是注重治本，而惩治腐败就是治标。试想，腐败一当到了依法惩治的层面上，那已经是事后的打击，是对已经结出腐败犯罪恶果的制裁。如果我们能在腐败的萌芽状态，在腐败风生水起之时起将其灭掉，那我们不仅可能减少经济损失，也必将挽救一大批领导干部。事后打击固然必要，有如割韭菜，割罢一茬又长一茬，因为并末刨根。从腐败犯罪的源头抓起，从源头上打造反腐机制，唯有从经济机制上反腐，才是治本。我们既要抓对社会疾病的医治，也要抓对社会疾病的预防。在很大程度上讲，预防胜于医治，预防重于医治。
那末究竟应该如何预防腐败，如何阻止公权转化为资本？其一，应当有一个公权制衡机制，即严格限制权力成为掌权者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独立份额，使任何持权者都不能孤立用权而不受到监督，使公权在监督的阳光下不被私用与私有。这是防止公权私有化的基本前提。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件物品要成为商品，必须以个人所有权即私有权为前提。权力不被掌权者个人支配，自然制约着权力商品化。其二，应当有一个权力的市场失灵机制，即割断公权与利益的联系，使政府与党务行为真正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你为人民服务，办事是应该的，你不办或缓办我依法告你不作为、告你赎职。公共产品不是商品，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能值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纳税人付钱支撑的。凡是以公共产品谋利行为，都是违法的。其三，高薪养廉与提高腐败成本相结合。从国外与境外的行政经验来看，提高公务员的薪酬，使之家庭生活相对丰裕，是降低腐败的行之有效的举措。虽然高薪不一定都能养廉，但高薪可以降低腐败的比例。与此相关的是，提高腐败成本，即增加腐败的难度，提高腐败分子落网率，加大对腐败的打击、惩罚力度。让腐败份子想到反腐就不寒而栗，一旦事发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最后，推进经济民主进程，形成全民性的全方位，全天候的监督机制。扎根于经济活动全过程中的群众性监督机制，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民主特色。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经济民主！
腐败现象的严重性，是人所共知的。尽管如此，我对前景仍持谨慎乐观态度。我相信：盈亏相济，善恶相济。我不是诉诸轮回观，而是借语说明：如果把人民看成一个纵横交织的恒流，那自主的民众就是如来佛，罪恶永远跳不出他的手掌，因而必然恶有恶报。
(作者：巫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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