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改革是由人民群众而非经济学家们推进的

    (该文原标题为：是经济学家们推进了改革吗)

　　李 慧/文

　　是经济学家们推进了改革吗？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一个总的理论——“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种理论吗？对，这是一种可称之为没有理论的理论。当初在“文革”甫定，改革蓝图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思想解放的任务相当繁重，这种明白易懂的理论的提出，是为了鼓励人们破除旧的思想束缚，开拓创新，勇于实践，但也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才使得改革开放冲破了重重阻力，得以顺利开展进行。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而是因为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也正是这种创造性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无论是从农村的“包产到户”，还是到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农民工”到城市，到“个体户”的大发展，离开了那种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积极的创造热情，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就失去了真正的目标。“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背后，建立的是一种以人民群众创造精神为主体的改革方式，正是这种变革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跨越。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因为改革并没有系统的整体推进发展，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方式形成了过长的“双轨制”运作，不仅增大了改革的总体成本，还在客观上造成了

中国经济自身的病态发展弊病，以及寻求机会型市场成长机遇的企业决策方式。我们现在看起来的那些问题，从整个社会的改革发展进程来看，从根本上破除传统管理思想的约束和陈旧体制的限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困难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改革，思想的禁锢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我们需要的是更深入地研究我们的人与文化，需要的是明确的战略设计，需要的是可以衡量改革发展的系统理论和明确的操作规程。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看不见的手”，意思是说虽然人们都在经济领域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但利益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人们。但实质上真正决定人们利益行为的，还在于人们的意识本身。研究中国企业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真正影响中国企业发展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企业管理理论，而是企业的人格特征决定了企业的行为。更需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一大批专家正在严重地误导着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的有着敏锐洞察力、清晰判断力和丰富思想力的专家，而不是墨守陈规、目光短浅、不负责任的“钻家”，自己往硬死胡同里钻，却还告诉别人前途一片光明，未来美好，在中国不少企业背后的悲剧，如“格林柯尔”、“德隆”事件中这些“钻家”的影子难道还少吗？

　　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时，却发现我们经常混淆了政策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政策与理论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政策是指导现实改革的具体手段，而理论则更多地体现出独立性和预见性。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政策变成了长篇大论的“理论”，这种失去了操作性的“理论”到了现实中经常无法实施；而理论却变成了空洞无物的“政策”，失去了对事物规律的预见性和理论意义。由于我们经常把政策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忽视了企业差异和具体情况，结果犯了“消化不良症”；但却把不切实际的理论当成了应急的措施，表面上虽然好看，但结果却是“病急乱投医”，越治越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科学地设计改革的问题，要改革但是绝对不能任意地乱改，有一些问题是必须要搞清楚的。改革改来改去到底是要改什么？改革改来改去究竟是要为什么？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改革就很可能成为一种借口，一个旗号，甚至是一个谎言。所以，我们有时看到一些所谓的改革却成为某些利益集团一夜暴富的理由，也看到了一些改革实际上背离了改革的目标，更为严重的是，没有广大人民的普遍参与，听不到群众的真正呼声，甚至是连对改革的成败得失进行一个客观、系统的总结都做不到，这样的改革又能有什么意义呢？那种遇到问题绕道走，回避现实矛盾，报喜不报忧的所谓“改革”是我们坚决要反对的。

　　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社会接受的一切物质、精神和道义上有价值的事物，我们都可以从中经过无数代人追溯到某个有创造力的个人。”一个社会假如没有鼓励创造性的个人精神，那这个社会的进步必定是极为缓慢的。创造力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元素。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克·恩格斯就看到了创造力的巨大的作用，只不过百余年的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在规模和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以前所有年代生产力的总和。社会主义同样离不开创造，只不过这种创造力是来自于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所迸发出的巨大的工作热情。资本主义是“创造性的破坏”，力图打破各种平衡，创造新的平衡。社会主义则是“创造性的建设”，在保持各种平衡的基础上挖掘创造性的元素，在创新的过程中保持平衡。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路程，不妨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究竟有哪个经济学家的独创理论能够一直在发挥着指导经济改革的作用呢？ 1776年， 被誉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之父”的亚当·斯密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历经百年至今仍熠熠闪光，中国有哪个经济学家的“理论”能长过三、五年的呢？更有一些经济学家的眼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经济理论，却只有紧跟政策的“理论”。如果说这些紧跟政策的“理论”也能称之为“理论”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保持经济理论学科的独立性和预见性呢？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公开批评说：“中国有的经济学家根本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这种评价并非是无中生有的言论，而公众普遍认为的“主流经济学家”误导改革的议论也不是没有事实的空穴来风。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理论研究既不是一叶障目式的自我膨胀和夸大，也不是尖酸刻薄式的挑剔、漫骂和指责，更不是陈腐愚昧式的保守、观望和懈怠的态度，需要的是创新求实的精神态度、一丝不苟的学术分析和理性换位的研究方法，需要的是经过长期综合性地研究和思考，理性地提出问题，并科学合理地找到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

　　18世纪锐意改革的俄国彼得大帝认为：“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黄卧云先生在那篇著名的文章《对立面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国家的强大只能是社会所有成员为了其自身利益自由创造带来的伟大副产品。比强国理想更值得追求的是更合意的生活方式，把改革理解为强国之策会使改革误入歧途。改革的目的是使多数人获得更合意的生活方式，自由选择才是它的根本特征。” 以研究中西方文化著称的胡适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伦理尊重个人权利，东方伦理蔑视个人权利。” 所以，只有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社会道德的重新建设，才是改革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否则，即使改革得以进行，也要受到扭曲的封建传统的摧残。

　　改革作为一种深刻的经济文化变革，同时，更是一种思想上的文化设计。现在的改革已经完全不同于改革初期的社会形态，我们所面对着的是一个个错综复杂的具体问题和不同的利益群体，更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学会“算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实质上是不断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收益与成本之间关系的“算帐”问题，要求我们不仅要学会算清小帐、细帐，而且，能够要学会计算大帐和总帐。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今天，必须彻底地拿出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改革理论来，而绝对不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了。

　　“遇到红灯绕道走”的避重就轻式改革，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仅走完了比较容易的一步，而随后更为艰难的社会价值体系变革和公平高效的市场结构架构尚有待时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道德缺失和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曾经发生在2004年的那场著名的“郎顾之争”，被看作是国有企业改革是否已经走入歧途的诘问，尽管这场争论随着顾雏军资本神话的终结和国资委的正式表态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还远远没有终结。尤其发人深思的是，为什么一位香港学者的诘问竟然在内地引起了那么大的共鸣？为什么在“郎顾之争”中会出现主流经济学家远离大众的现象？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受人尊敬的经济精英团体竟然背离了大众的情绪？而且，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学等学者都一致站在了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这显然是一次对中国主流改革经济理论不满的集体爆发。

　　为什么那份对我国

医疗体制改革“盘点”的报告立时赢得了社会的赞同声呢？实际上，长久以来对改革进行“盘点”总结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禁区，好像对改革进行总结似乎就是否定改革的方向。实际上并非一说改革就是绝对正确的。应当说，对社会存在的弊病进行改革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就具体的方法和手段，特别是对改革的整体效果来说，却不一定都正确。那种打着改革的旗号，施行的却是满足某些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所谓改革，就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

　　必须要用改革的观点来对待改革，要用开放的观点对待改革，从这个意义来讲，试想离开了大众，离开了公平，离开了科学，经济的未来又能有什么前途呢？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

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成长竞争力指数已经从2002年的第33位连年下降，跌落到了2005年的第49位。在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却出现成长竞争力指数急遽下降的咄咄怪事，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促使我们必须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因和中国企业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答案。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来看，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依靠精英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一味地附和与激情就能够化解的，中国的问题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和谐、智慧性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