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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虹
北京朝阳区检察院监所处副处长翟建强向记者介绍，“外来人员第二代”犯罪，已经直接关系到城市建设和首都稳定。被称为“外来人员第二代”的这群未成年人，一般是指随父母来京时间在3年以上的未成年人。他们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与同龄人一样享受来自父母的关怀和引导。(《法制日报》1月4日)
其实，“外来人员第二代”犯罪问题，不仅存在于北京，也存在于其他各城市。这一问题，也不仅仅关系“城市建设和稳定”。
著名学者亨廷顿就曾经警告发展中国家：进城农民的第二代，将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发展中国家所独有。不久前，发生在法国的种族骚乱，正是以移民的第二代为主力。法国不但经济发达、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平高，其移民政策也相对优惠，如移民的后裔享有免费教育，长期失业人员和无学历青年，都可以领取政府补助。移民入籍后的福利虽不如法国本地居民，但毕竟比许多国家优厚得多。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被称为“移民天堂”的国度会发生骚乱？在法国，第一代移民的生活总体而言，比在流出地强出许多，因此他们有相对的满足感，不愿参加激烈的反社会暴力活动。但是，移民在法国毕竟仍然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远低于主流社会，失业率远高于主流社会。对移民的后代而言，他们没有了父辈的相对的满足感，而是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与主流社会的差距。由于他们要求不受歧视，要求融入主流社会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因此心中充满愤懑。这就是法国骚乱的参与者几乎全是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原因。
20多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谋生。据统计，我国现有1.3亿民工居住在城市，其中在北京就有近二三百万。在庞大的民工背后，还有无数的未成年人，他们也跟着父母来到陌生的城市。这些“外来人员第二代”不能与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有调查表明，这些孩子在辍学后，有一半以上长期处于无业状态，有过工作的，也主要限于缺乏稳定性的服务行业，这使得他们从小就处于一种“游离”状态。
从小生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对家乡的记忆、感情和“新旧对比”的满足感，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但从身份上说，他们又不是“城里人”，因此将更无归宿感，更感到没有家园可依，对种种不平等待遇也会更加敏感、更加不满，甚至胸怀怨怒。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其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将难以预料。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对自身命运的希望破灭，将直接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不难发现，发生在法国的骚乱，既是对亨廷顿警告的印证，更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警示。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要创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创造种种条件，提供各种渠道，使弱势群体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看到改善的可能。对“外来人员第二代”来说，重要的是让他们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尽快融入所在地，对自己的“新家”有认同感，真正感到这是自己的家园，而不再是飘来荡去的“无根”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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