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中国改革下一步何处去 前进还是后退

　　早报评论版主编 陈季冰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人们曾经十分肯定地展望：2005将是一个各项改革大刀阔斧推进的重要年份。

　　不可否认，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许多领域加大了推进力度， 特别是在银行和证券业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今天站在新年日历的第一格上，如果要做一个简要回顾的话，我们不得不说，2005年留给人们最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改革的推进，而恰恰是社会民众对许多改革措施乃至改革本身的深刻反思。

　　这一年来，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关系问题，如公平与效率、权力与市场、法治与德治、程序与实质、精英与大众、城市与农村……再度被置于社会舆论的聚光灯下，也激发起社会各阶层久违了的热烈讨论。

　　在“改革年”里反思改革，为的是更加明确改革的方向，为改革寻找新的动力，下更大的决心推进改革。

　　改革以来社会思想的三个阶段

　　自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经历了整整27个年头。如果从广大民众和社会舆论对改革开放的认知和认同程度这个视角来看的话，这一段历史大致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止于80年代末，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和重新启蒙的时代。刚刚结束十年动乱，走出“极左”路线桎梏的中国人民对国家和个人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实干的豪情。那段日子里虽然也充斥着“脑体倒挂”、“新知识无用论”等等浅层次的烦恼和争论，但在社会舆论和思想观念的根基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些矛盾和困难都只是暂时的，因为已经找到了一条目标正确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必将取得最后的成功。

　　第二阶段自上世纪80年代末始，于90年代末终。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转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开始着手对价格体制、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进行全面的改革，许多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深层次的矛盾第一次展现在公众面前。人们终于发现，许多问题并不是只要摈弃“极左”观念、解放思想就能够迎刃而解的。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社会中出现了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绝少有的“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甚至贪污腐败现象。

　　在这个阶段中，人们逐渐取得了一个重要的共识：改革决不仅仅是打破“大锅饭”、“放权搞活”，改革是一个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期间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1993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已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阶段，进入了目标、步骤和方法明确的“自觉”阶段。

　　第三阶段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仍在延续。客观上看，由于经济发展快于制度变革，特别是国内许多重大体制性缺陷的改革步伐落后于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中风险分担与成果分享的不对称、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城乡二元结构留下来的严重后遗症、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等等问题不断凸显，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攻坚”期。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民众和社会舆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针对“中国改革下一步应该向何处去”的反思。

　　与此同时，一部分个人和团体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通过各种方式迅速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和确定了社会地位，逐渐形成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在很多时候，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控制社会舆论、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力图将国家的改革纳入对他们自身有利的轨道，甚至不惜采取各种方式阻挠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在这种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重要理念，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确立了指针。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改革目标和路径。

　　不是向左还是向右而是前进还是后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这个著名的判断。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在过关，而且过关的难度越来越大。

　　许多人在事业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回头检视一下，甚至还会怀疑过去走过的是不是一段错误的路。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思潮中。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国内思想文化界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不过，这股思潮在反思过后，对未来开出的“药方”却是十分令人感到担忧的，在它看来，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走上了歧路，现在是到了扭转方向的时候了。

　　去年，在关于“医保改革不成功”的讨论中，国内知识界一本知名的杂志发表文章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坚持平等主义的原则。解放以后，政府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套廉价的、惠及所有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这是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取得令人羡慕的健康成就的主因……那时，中国的

医疗体制便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在计划经济下盛行‘预算软约束’，政府实际上会为所有地区和所有单位的医疗服务买单。结果，整个制度的运作就好像存在全国范围的统筹一样。现在，经济改革结束了‘预算软约束’，破坏了事实上的全国统筹，从而也摧毁了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筹资体系的基础”。

　　事实上，在当前的中国，类似上述这样为计划经济唱赞歌，并试图否定改革开放方向的论调并不少见，一些媒体上甚至还出现了“改革需要暂停”这样极端的论调。这颇可以与当今世界甚嚣尘上的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作类比。早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教旨主义表象看起来是为了拯救传统宗教道德的式微，但究其本质，都是那些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利益和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所造成的。而为了扭转这种不合理的现实，最偷懒和便捷的途径就是从传统历史中挖掘精神资源，并使之转化为强大的现实物质力量。

　　与此同时，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论调也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段时间以来，一种“市场万能论”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同样传得沸沸扬扬。仿佛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政府干预退出，把问题“交给市场”，任何问题就会自动迎刃而解。更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这种思潮的裹挟之下，很多原本并不单纯属于经济领域的事务如教育、医疗、体育等，也被一概要求置于市场的逻辑之下。实际上，这种肤浅和极端的论调早在几十年前就被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证明是行不通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下中国面对的其实不是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而是向前进还是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反对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在中国，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

　　为改革再度出发寻求新动力

　　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计划经济的回头路是走不通的，只有勇敢地前进，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光明前景。事实上，当前经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矛盾并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而恰恰是改革不彻底或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改革步伐不协调的产物。

　　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当前形势有一个异常准确的判断，认为今后几年将是我国社会的一个“矛盾凸现期”，并坚定地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当前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体制改革真可谓千头万绪，但抓手却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以加快政府自我改革为核心，推动其他各项改革的进行。200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当前最困难的问题可能是，如何突破既有利益框架的羁绊，为下一步更深更广的改革注入新的动力？一方面，这的确是执政党加强调节社会利益矛盾能力的一个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在当前这样历史性的时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领域的精英阶层应当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和大局为重，唤醒自身的道德责任感，敢于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并拿出勇气来与社会民众携手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制度环境、现实环境和思想环境。归根结底，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和进步，才是每一个个人乃至团体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2006年，让我们鼓足勇气，拿出智慧，推动改革事业踏上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