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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特约评论员 杨耕身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日前公布《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尽管200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较上年度有所增加，但其投入比例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9%，低于2003年度的3.28%，也低于2002年度的3.41%。
尽管如公告所解释的，该统计口径尚不能完全反映我国政府安排教育经费的总量。但不能否认的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能否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逐步提高，是考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最基本的参考因素，也是反映或衡量教育发展的基本信心指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应达到4%的目标，至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仍低于这一目标，不能不令人遗憾。
更让人担忧的是，公告同时指出：“全国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此虑及近十年来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一直偏低的事实，我们可以由衷感知，在国家及地方财政性教育经费“减法效应”之下，中国教育在怎样地“负重前行”。
一方面是教育投入的踯躅不前，另一方面教育发展的需求并未减缓，尤其是近些年来，大学不断扩招、基础教育需求急剧增长。从这个角度看，公共财政投入不足与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之间的冲突，俨然成为中国教育发展近十年来的根本矛盾。如果说中国教育负重前行，它不光是“穷国大教育”之下的负重前行，更是公共财政投入不足之下的负重前行。
在教育投入与教育发展的矛盾之下，一些社会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了。一方面，公共财政所减去的，无一例外地加诸于受教对象头上。教育在近些年成为三大民生话题之一，在教育领域出现的教育收费居高不下、教育乱收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诸现象，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它也进一步催生了教育产业化的畸形发展。一直以来，相关方面不断表态反对教育产业化，但是在政府及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底气来要求一些学校不去为了他们的生计问题而“广开财路”，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均衡各地的教育资源分配状况，达致教育公平。因此，与其说教育产业化是二十年教改一步步“合理推导”出的主动结果，莫如说是公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之下的被动结局。
教育产业化方向会毁掉中国教育，这是不久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与网友交流时所说的一句话。那么，拿什么来规范教育产业化，进而抚平教育产业化的畸变为中国教育带来的创痕？又拿什么来保证教育的公共属性，进而让我们对于教育所承载的民族未来抱以更加笃定的期许？根本还在保障公共财政对于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上世纪80年代相对较高，后来一直在2.3%～2.7%之间徘徊，尽管在2001-2003年度达到3%以上，但仍远低于4.2%的世界平均水平。显然，如何保障教育所需的基本经费，乃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进而实现“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的目标，必然在于增加国家财政对于教育发展的资金安排。也正出于此，在近年的全国“两会”上，不断有代表、委员提议出台《教育投入法》，以确保教育所需经费的落实。
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而教育产业化的恶性循环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则必将造成一系列的社会不公。因此，没有足够经费保障的教育，只能带来一种共输的结局。是否非得出台一部《教育投入法》，或许并不是一件十分紧要的事情，但如何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责任，如何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教育投入体制，怎样合理划分教育内部的投资比例，既确保教育发展所需经费的落实，又能够确保教育投入的公平，改进教育投资的效率，却是当下中国必须正视并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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