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必坚：中国的和平崛起有三大趋势

　　主题词二：和平崛起

　　中共与苏共之所以走了不同的道路，深刻的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同，就在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就在于对自己民族和人民愿望的深切理解和把握上的不同。

　　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注意到今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中美关系问题所作的重要 演讲。在这里，我也想着重联系中美关系问题，说明和平崛起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促进中美关系要有大局意识和务实精神

　　中美关系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在中美两国已成为从生产和消费两端推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双引擎的新形势下，加强中美双向互动、促进旨在增信释疑的积极沟通，对中美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和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在今年上半年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的大辩论中，布什总统、赖斯国务卿和一些美国政要坚持以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局为重，务实地回应中方的诚意和善意。佐利克先生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演讲，可以说是近年来美国高层对中美关系所作的一次明确的政治表态，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提纲挈领的表达。

　　我们注意到，演讲倾向于认同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实践，并认为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成一体到加入经济全球化是成功的；我们注意到，演讲倾向于认同中国的道路不同于前苏联，美国应当采取更为务实的对华战略；我们还注意到，演讲表示愿意同和平崛起的中国一道，共同维护和完善现存国际秩序。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我赞赏佐利克先生这篇演讲中所展现的大局意识和务实精神，但同其他一些美国政要的对华政策演讲一样，佐利克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仍存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

　　总之，我以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一定要有大局意识和务实精神。当着我们双方能够清醒地把握大局，又以务实态度对待种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抓住机遇，把中美关系推向积极方面发展；反之，就会发生战略误判，就会人为地误事，丧失本来可以抓住的有利时机，以至于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

　　要持久地促进中美双方沟通理解，一个带根本性的认识问题是怎样看中国共产党，怎样看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

　　这里，我想从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在1979年的不同作为说起。同样都叫共产党，同在1979年，两个政党各自做出了攸关其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勃列日涅夫的苏共在这一年决定出兵阿富汗，进一步走上了打着“世界革命”旗号实行军事争霸谋求世界霸权的自取灭亡之路；而中国共产党则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还想说明，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对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去掠夺别国资源，而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当然，现存国际秩序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我们主张用改革的办法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三点，我需要提请各位注意的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走上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以来，中共就始终坚持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以及先进文化与

和谐社会结合起来。所谓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就是把人民当家做主同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发展最广泛最充分的人民民主。我们的经验表明，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不要法制的所谓“大民主”只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而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则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中共与苏共之所以走了不同的道路，深刻的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同，就在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就在于对自己民族和人民愿望的深切理解和把握上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对内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所认知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和为贵、和而不同，是讲信修睦、善待邻邦，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民族和人民愿望的深切理解，就是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中国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所以，一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要实现和发展现代化，这两大历史性追求，就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几代人前进的最深层动力和最崇高目标。中国共产党所以有力量，归根到底就因为她是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性追求的最忠实代表。

　　和平崛起的三大必然趋势

　　从更深层和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和平崛起，有三个必然大趋势。

　　首先，就是中国人将继续集中一切力量谋求自己的发展。邓小平先生说过，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发展。他还说，我们要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中国自己的事。我们党的十六大把它概括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解决好占世界1/4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把这件大事办好，就意味着中国对人类做出了较大贡献。办好这件事就足够几代中国人很忙很忙的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绝不需要去威胁任何国家、任何人。

　　其次，就是中国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自觉地走一条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一切相关国家深化依存、合作共赢的道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强调，到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源消耗则要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并且要使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开放型经济达到新的水平。因此，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扩大内需和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而不给别国增加负担，增加麻烦。

　　最后，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是在同世界文明相互交汇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已被界定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协调发展，界定为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对内对外各方面和谐关系的构造。而这将意味着中国社会在21世纪上半叶的又一次伟大变革，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又一次伟大改造。这已经形成为根本性方针，形成为一条和平的、文明的、开放的道路。正如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说过的：“中国会变成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同时，也正如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断言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当然是一件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我们正在认真做起来，并将持久地做下去。以上三点，都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所从来没有做过的。

　　(作者为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文章系作者11月3日在东亚区域合作与中美关系高层研讨会上的演讲，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