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打着客观分析旗号为国际金融机构服务

　　韩强

　　最近，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丁学良在解释他的“五个论”时说：“我的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师和恩师。另外，这 个讲法也不包括现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香港教授丁学良：谁是中国5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9日)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10月26日)

　　这些话的意思让人觉得，在外国名牌大学毕业暂时回到中国内地兼职的，基本上是“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丁学良实际上是把内地大学所有的经济学专业贬低得一一塌糊涂，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那么不著名的教授就更不够格了。所以他又说，“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其甄选副教授的标准，可作为真正意义上合格的经济学家的标准”。这就更表现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都比内地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强。对内地那些忽悠的“著名经济学家”进行严肃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但是那些学者毕竟是少数，借这个机会，把内地的教授进行贬低，就成了不分青红皂白，打击一大片了。

　　这是在讨论经济学吗？显然不是！这是在贬低内地的大学教育，我们并不否认内地确实有那么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说话，特别是在郎顾之争中暴露出某些经济学家的双重人格——既为利益集团讲话，又要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引起公众的反感。

　　那么，我们看一看香港的情况吧！外资驻香港的金融大机构雇佣了一批从哈佛等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表现如何呢？其中有些人也是双重人格——既为利益集团讲话，又打着客观分析经济的旗号，我们举一个例子：

　　胡祖六 (HU,Fred Zuliu) 现任美国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曾获

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至1996年间任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特区)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并参与对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其研究兴趣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

　　看了这些，我们首先可以推翻丁学良所谓“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的说法，因为胡祖六是清华毕业的硕士，如果“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教师水平低。那么谁培养他考上哈佛呢？类似的情况很多，例如：丁学良本人，70年代末赴上海复旦大学读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好几篇闪现思想火花的论文，引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及一些老先生的注意。1982年，丁学良毕业后调入北京。1983年，丁学良的硕士论文《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之概览》在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的评选中荣获一等奖。这个奖也促成了丁学良被推荐至美国留学。1984年8月，口袋里揣着向公家暂借的600美元，第一次登上飞机就出了国。 (《丁学良：哈佛博士的酸甜往事》 《市场报》2005年11月11日 第七版)

　　我们知道，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帮助了丁学良，可惜于光远先生不包括在丁学良“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之内，因为“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不适用丁学良的所谓“国际标准”。转了一大圈，要成为“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还是要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丁学良却忘记一件事，如果没有中国学者们给他评奖，他又是如何被推荐到美国留学呢？换句话说，美国哈佛大学还是承认了中国学者的评价。

　　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考察丁学良和胡祖六两位先生的简历，而是根据报刊上公开的资料进行分析，由此此引出一问题：如果中国内地大学的教授们水平低，他们推荐的学生为什么能得到外国名牌大学的承认？因为，大家都知道，推荐这一步是与国际接轨的，也是出国留学的必要条件。

　　中国大学教授辛辛苦苦教出了很多学生，然后推荐他们到外国留学，最后却成了“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一般的教授更没有这个资格。这就出现了一个二律悖反：这些教授如何培养出能够出国的留学生呢？为什么外国大学要承认中国教授们的推荐呢？这是不是前后矛盾呢？

　　我们再看看高盛公司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做了些什么事？

　　2003年初，高盛公司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全球投资市场趋势和机会”报告会上表示，QFII投资沪深股市应该以看好市场基本面为基础，不能光为了人民币的升值，汇率投机风险很大。高盛通过“汇率均衡模型”计算后认为，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但这种低估不是严重低估，而是温和低估了10%到15%。中国连续保持贸易顺差，外汇供应超过外汇需求，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500亿美元，如果汇率放开，人民币肯定会升值。如果QFII只是作汇率投机，完全寄希望于外汇上升，不看好股票基本面和股市前景，那是大错特错。高盛不是搞股票炒作，不会太在意股票短期的涨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高盛仍然非常看好沪深股市，看好中国的许多行业。

　　人们不禁要问：自从2001年以来，驻在香港的某些外国机构人士对深沪股市横挑鼻子竖挑眼，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呢？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中国QFII政策刚刚发布时宣称：“绝大多数境外机构不会马上通过QFII进入股市，境外的基金经理也将会因为QFII规则种种严格的投资限制对中国境内证券市场望而却步。”但实际情况让他大跌眼镜，美国高盛成为QFII的积极申请者，并且在获得批准后不久也开始了对A股的投资。对于胡祖六这种前后矛盾的言论，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谓高盛通过“汇率均衡模型”计算后认为，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低估了10%到15%，这种计算准确吗？如果QFII看好深沪股市，为什么大量地买入债券和基金呢？是不是寄希望于外汇升值呢？有报道称：

　　2003年7月23日，国电电力可转债申购结果揭晓。其中最吸引投资者眼球的是当时获准入场的两家QFII——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和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同时现身获配名单中。两家公司动用的申购资金分别超过了1亿元和5亿元，最终前者获配1044手，获配金额为104.4万元；后者获配4835手，获配金额为483.5万元。

　　8月20日，又有两则关于QFII的消息公布。首先是一家QFII出资认购了正处发行期的指数基金裕富，投下QFII在开放式基金上的第一单。另一则是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买下了山鹰转债21.7%的份额。这已经说明了他们是寄希望于人民币升值，所以多买债券，少买股票。

　　《中国经营报》记者吴娜娜报道说：QFII对债券的投资将比对A股的投资金额大得多。投资股票似乎只是QFII的一个烟雾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QFII虽然向媒体公布其“第一单”，但其“意”却在债券型开放式基金，此种举动至少说明现阶段QFII不十分看好A股市场。QFII在投资中更多地选择债券也显示了其对人民币升值的十足信心，在“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渐高中，QFII大单也就吃定了债券。

　　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说明胡祖六所谓的“不能光为了人民币的升值”“非常看好沪深股市”也是烟雾弹。

　　更让人疑惑的是胡祖六还在2003年9月鼓吹内地外汇进入香港股市，他说：“QDII动用的是外汇资金，对沪深股市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500亿美元，拿出10%就有350亿美元，这已经足以支持QDII的实施。”(《沪深股市长期发展潜力大高盛看好后市》《国际金融报》2003年9月16日)

　　谁都知道QDII对内地形成的不仅是资金影响，更重要的是比价效应造成的心理影响，香港H股比内地A股低得多，一旦QDII开放，这种心理影响会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香港股市已经上升，许多股票翻了倍数，在这样的时候要国家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岂不是要为国际炒家去抬轿？为什么胡祖六不在2001年底至2003年春节前提出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呢？如果那时介入是抄底，从2003年9月胡祖六“非常热情”地宣扬QDII，而且调门越唱越高，在2003年4月外国机构投资者已经完成建仓、拉高之后，胡祖六提出要国家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其用心何在？请不要忘记胡祖六是高盛公司的亚洲董事总经理，他拿了高薪，首先要为高盛服务，他不过是打着客观分析的旗号为外国金融机构服务。

　　已经有专家指出，在香港股市中已经有内地三成资金，H股已经大涨，实际上不少人在指望人民币升值和QDII，其实这种盼利好，逢高出货的心态在国际市场上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胡祖六提出要国家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居心何在？宝贵的外汇是国家资源，是人民的财产，如果出现B股那样的情况，外汇的损失谁承担风险？

　　一直活跃在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财务专家郎咸平教授在接受国际金融报采访时则认为，现在香港资本市场对QDII的期待有些“误入歧途”，他强调香港需要的是结构性调整，而不仅是这些优惠措施。

　　这个分析是符合事实的，特别提醒我们“要小心提防国际金融的变化及对货币与金融稳定可能造成的冲击”。应该说郎咸平对国家的外汇资源是负责的，特别提示了风险。我们不禁要问胡祖六先生：在H股已经翻了倍，创几年的新高之后，要国家拿350亿美元进入香港股市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国际投资者逢高出货怎么办？有位一直关注胡祖六在香港报刊、电视台言论的朋友告诉我：胡祖六有点像内地股评家。像不像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是，从他对QFII的前后矛盾言论和对QDII的过分热情，实在让我怀疑。

　　最后，我们要请教丁学良教授，像胡祖六这样在哈佛大学毕业，又有《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算不算“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如果算，那他的前后矛盾的证券市场分析，究竟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看来，不仅内地，甚至香港，也有那么一些经济学家打着客观分析的旗号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内地某些著名经济学家是打着推进改革的旗号，为特殊利益集团讲话，香港某些经济学家是打着客观分析的旗号，为国际金融机构服务，都表现出双重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