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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晚，北京同仁医院急诊走廊，来京找工作的37岁齐齐哈尔人王建民因无钱治病，嚷着“疼、救命”声死去，王建民去世的地方离抢救室不到10米。院方称患者无生命危险不便垫钱治疗。(见今日《珠江晚报》A14版)
因为病人没钱而见死不救，并导致其死亡，从道义上讲，给予医院和医生最大程度的道义谴责，都是不过分的。说医院医生良知已死也好，说医院太看重金钱，过于追逐经济
利益也罢，从表面上看，王建民的死，同仁医院有着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医院和医生冷漠的“恶行”，造成了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
但是，撇开个人情感和道德谴责，从责任上讲，这起悲剧所有的错，是否都应该由医院来“扛”？道德的口水，能否使“没钱不看病”的医院和医生从善如流，拯救他们的良知和冷漠？能否杜绝不再出现下一个王建民？
如果大家都有医疗保险和良好的社会保障机制，医院会见死不救吗？如果医生和医院给垫付了，那谁来给他们买单？以前有些没钱的病人看了病就跑了，到最后医院就扣值班医生钱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这不是替医院开脱，也不是金钱至上。如果整个社会只有一个王建民无钱看病，如果整个社会只有一个王建民需要救助，相信医院也许不会如此冷漠。问题是，整个社会需要救助的人太多了，而走出这个救助困局，只有医院的道德良心和善行是万万应付不了，也是靠不住的。
一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10岁农村女孩，被父母丢在了医院；22岁的青年顾欣患白血病，临终写下《谁来拯救我的父母》的遗书。那么现在，当一个公民死在离医院抢救室不到10米的地方时，我们不禁要问，谁又来拯救天下医者那已经冷漠的心？把所有的社会责任都强加在医院身上，显然是医院所不能承受之重；而以道德和良心的理由，把政府责任粉饰成医院或者医生的个人道德，也是不公平的。
道德的恶行，凸显的是政府责任的缺位。除了医院和医生的良知，还有很多更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在指责医院道德恶行的同时，我们更要对政府应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社会的保障机制、公民的医疗保险等政府责任进行反思。
齐尚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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