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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讨薪中的过激行动于事无补。但是，采取某些极端做法，有其特定的前因后果，对此前因后果，法律不能不予考虑。不能只看民工用过激办法讨薪。还要看民工为什么用这种极端的办法讨薪。
■梁发芾
最近一段时间，不法分子以讨薪为借口，组织、煽动农民工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案件时有发生，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今年北京共发生农民工讨薪事件两百余起九千多人次，北京警方已经对近三百名违法人员依法予以处理，其中刑事拘留二十六人、治安拘留二百六十余人。北京市治安管理总队副总队长王晓兵称，今年讨要工资呈现三大特点：今年发展到时间不固定，任意时段、随时发生；事发前没有征兆，一旦出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大规模聚集闹事；在个别人的组织、煽动下，围堵施工工地、阻塞道路交通、甚至爬高楼或塔吊以跳下相威胁。（１２月１３日中国新闻网）
首先，笔者声明：笔者反对讨薪中的过激行为。但是，笔者要问的是：如果用人单位如数按期结清民工的工资，一年时间会不会有２００余起９０００多人次的民工，冒着被制裁的危险，“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大规模聚集，爬高楼或塔吊以跳下相威胁”？如果他们如数得到工资，他们这么做，一定是疯了，一定是神经或精神病发作；而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能够谈什么恶意善意吗？
所以，我认为，惩治民工恶意讨薪的时候，最好先问一问：如果他们是理智正常的人，没有精神病发作，他们这样作的前因后果是什么？显然，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血汗钱被人拖欠，不管属于恶意善意；他们求助于法律、政府，而法律和政府保持了沉默。他们别无选择，可能也是要钱心切，走上了极端之路，或者按照警方长期使用的专业语言：他们被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
在我看来，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是铲除造成民工恶意讨薪的土壤，即首先想方设法把被拖欠的工资追回，归还给民工。如果这时候民工还丧心病狂恶意讨薪，那时候再拿出专政工具，也不迟呀！
在涉及民工工资问题上，咱们国家的法律设置失去了应有的对称和平衡，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在《劳动法》中，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如果要打算通过诉讼的方式讨要工资，则必须经过仲裁这一程序，这就是所谓的仲裁前置程序。如果仲裁之后不服，或者仲裁机构拒绝仲裁，那么，才可以去法院诉讼。这样，要么是仲裁花去了时间金钱，要么是拿不到仲裁机构拒绝仲裁的文书。这样的结果是，要么根本无法进入诉讼程序，要么经过漫长的仲裁程序后才能进入诉讼，这漫长的诉讼之路中，身处异乡的民工可有如此闲暇功夫等待这些过程？正因为门坎如此之高，不少民工选择了放弃诉讼。仲裁前置程序无疑给民工讨薪造成严重困难，当然也使恶意欠薪者更加有恃无恐。
《刑法》对于劳动者工资的保障也不够。《刑法》中，如果职工侵占了单位２万以上的财物，就是侵占罪，而单位拖欠职工的工资（职工是劳动报酬，属于职工的合法财产），即使数额大到数百万元，时间长达数年，却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由此看来，我国法律，对于劳动者合法工资的保护是相当不到位的。这时候，作为弱者的民工，遇到工资被恶意拖欠的问题时，求助法律，法律沉默，求助政府，政府推诿，求助法院，法院不一定受理。这时候，他们除了求助自己，还能有什么办法？用法律语言说，这种情况下，民工有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吗？
固然，讨薪中的过激行动于事无补。但是，采取某些极端做法，有其特定的前因后果，对此前因后果，法律不能不予考虑。不能只看民工用过激办法讨薪。还要看民工为什么用这种极端的办法讨薪。
法律是干什么的？执法者是干什么的？简单地说，执法者是维护法律的，而法律是定分止争，公平地解决问题，合理地平息纠纷的。如果执法者不问前因后果，把民工讨薪问题的原因和结果割裂起来看，孤立地看问题，那么，民工讨薪固然可以定罪判刑，但却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定分止争，而且还会激化矛盾，扩大事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恶意欠薪者视而不见，对于恶意讨薪者严加处罚，除了让人们对于法律和执法者更不信任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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