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德军：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银行改革必经路

　　国有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银行改革要不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下简称“外引”）？这两个问题一时间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对前一个问题，政府金融管理部门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谈了很多，因此，笔者只想就后一个问题略陈一孔之见。

　　“外引”有助于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

　　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多种股权互相制约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使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金融主体，完善金融运行与金融发展的微观机制。而仅仅引进国内投资者，是难以完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理很简单：作为国有银行股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资本，在现实条件下都很难有效避免行政干预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后并没有使治理结构和经营效率发生质的变化，就是一个实际例证。

　　从另一个角度看，银行的经营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经验，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多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国有银行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多是国际上有影响的金融机构，具有丰富的银行经营管理经验，更具备抵御行政干预的天然优势。

　　“外引”是以开放促改革的需要

　　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投资前通过尽职调查，充分了解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状况、投资价值及潜在的投资风险，提高了国有银行的信息披露程度和公信力，增进了市场对国有银行的了解，有助于国有银行在公开募股过程中的

股票营销。由于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具有很高的市场声誉，其入股增强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和信心，客观上对国有银行起到了信用增级的作用，提升了国有银行的市场形象，这为国有银行获得较理想的新股发行定价并顺利实现境外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年“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我国银行业将对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中资银行面临着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的强烈冲击。而要在竞争中求生存、图发展，国有银行必须学习发达国家银行业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法、信贷文化、风险控制技术以及资金、产品定价技术。而“外引”就是向国外银行业学习的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可以大大降低学习成本，收到显著的学习效果。

　　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是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

　　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动力，对后者具有异乎寻常的推动作用。从我国金融改革的历程看，金融对外开放这一外部因素对金融改革的推动力，往往要大于内部因素。

　　我国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依靠中资金融机构自身的机制转换来完成，必须有包括外资在内的外部力量来推动。

　　“外引”不会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有人担心“外引”会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金融安全取决于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取决于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和控制，取决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水平，而与银行的股权结构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全部由国家出资的国有银行，如因不良资产比率过高或其他原因出现流动性严重不足，在国家信用无力补充或国家信用失去信任的时候，也会出现金融危机。境外投资者入股的国有银行在国内办理业务，主要为国内客户服务，要接受国内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从持股比例看，外资也不会超过中资。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有些外向型经济比重大地区的“三资”企业数量甚至超过了中资企业。数量庞大的“三资”企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了吗？恰恰相反，三资企业成了这些地区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推动力和重要引擎。

　　也不能过分夸大“外引”的作用

　　有人说，外资机构不是洋雷锋，外资投资国有银行是为了赚钱。此言不错。别说外资机构，中资机构入股银行大抵也是为了赚钱。作为一种商业投资行为，中资和外资投资银行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只有被投资的银行业绩好了，得到发展了，境外投资者才能赚钱。

　　由于对境外投资者所持股票有锁定期，其不能在国有银行股票上市后马上变现走人，这就要求境外投资者关心和促进国有银行的发展。“你赚钱，我发展”，这有什么不好？

　　当然，也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外引”的作用。银行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从多方面入手，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过是改革的路径之一，不能奢望这种引进会解决国有银行的所有问题。但廓清在引进战略投资者问题上的种种迷雾，给“外引”以公正、客观的评价，则不仅为顺利推进“外引”所必需，也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苑德军（中国银河

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