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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镇江市最高档的阳光世纪花园拥有别墅、进出开着豪华私家车、实际身价已超过千万，但就是这样的大老板，还想方设法将自己还原进下岗工人的队伍，以领取一张“再就业优惠证”，目的只是为了避税。镇江工商局润州分局办公室主任周光宁告诉记者，仅润州分局今年已经遇到了近百位这样的个体工商户。(12月11日《海峡都市报》)
富翁领下岗证避税，这样的事情笔者以前在大学读税收时就已经有所耳闻，只是没想
到竟然这样普遍——仅镇江市润州区一年就有百位富翁如法炮制，显然，这样的“避税法宝”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极强的“推广性”。事实上，情况还要严重得多，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有可能或者已经被不法分子“钻研”出相应的逃税漏洞，比如针对出口退税，有空壳公司甚至大型企业就专门以此为营生。
当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不履行应尽纳税义务的富翁进行谴责，但是一套仅仅建立在被约束人完美诚信基础上的制度规范无疑是有缺陷的。因为道德只是一种“软约束”，制度才是“硬约束”；制度规范不能只预防君子，更要预防小人。既然“富翁领下岗证避税”有如此大的普遍性，人人都能想到的漏洞并且屡试不爽，制度制订者为何当初却没有预先想到呢？“富翁领下岗证避税”之所以能成为新闻，其“新闻价值”印证的正是制度规范的茫然。不禁想起华北油田的“突击离婚”事件，想起更多隆重推出没几天便又黯然暂停的“制度”，想起偌许多的“文件打架”新闻——显然，制度制订者常常是“就事论事”地制订政策，而对制度规范在实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纰漏缺乏前瞻性的思考。
制度缺乏前瞻性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知”太多，“决定”太多，“解释”太多——就同一类制度或同一类事件，发出“通知”的频率越高，也必然预示着制度的前瞻性越差。不难想见，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也许当初是为了解决再就业问题而临时制订的，旨在促进再就业政策的顺利实施以及鼓励下岗人员再就业。出于这样的初衷，防范人们以此避税，自然不会成为被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在实施之初，实际上就已经具备了成为“避税法宝”的“潜质”。
制度设计应该强调的不仅是规则更是效果。制度前瞻性实际就是对效果的关注。这种效果不仅是单方面的，更应该是多元的；不仅是短期的，更应该是远期的；不仅是堵漏型的，更应该是开拓型的；不仅是回顾性的，更应该是预见性的。因此，即便是出台再专业性的政策，也应该多些“发散思维”，少些“就事论事”，这样制订出来的政策，才会少些被“富翁领下岗证避税”之类鼠辈嘲笑的可能。
(稿源：红网)
(作者：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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