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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随笔■史炜
２００５年，中国经济学界发生了一系列鲜有的现象。首先，是由上一年郎顾之争至科龙公司事发，引发了广大的非专业经济人士对经济学家的万炮齐轰，随后，香港一位内地人从未知晓的教授称中国大陆算得上经济学家的人不超过５个，紧接其后的是一位经济学家关于工资不宜快涨的言论遭到网民的围攻。
所有这一切，从表面看，论及的是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学术道德以及研究的科学性、公正性和独立性。但从更为深层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经济经过近３０年快速发展后，经济学者价值取向的一次转型。
今天，许多全新的问题不但摆在经济学家面前，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摆在每一个老百姓面前。我们可以试想一下，２０年前，如果有一家国有企业让它的正式工人下岗，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３０年前，如果有一个农民承包了上百亩土地并让更贫穷地方的农民来给他种田又会是什么样？肯定，那些让职工下岗的国有企业领导会被指责为旧时代的剥削者，而那些大规模的土地承包者会被状告为吸农民血的恶霸地主。
今天，对这些问题，老百姓已经认可了，学者们也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其予以了理论化的认定。但是，当收入的两级分化、贫富差距超过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腐败成为最典型化的社会弊端、学者们与大企业家的联系远远比同百姓的联系密切时，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与其说大家在骂经济学家们，还不如说大家在发泄一种不满。
我想，这种不满或许就是近３０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一种附带产品，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经济腾飞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不满成为一种社会化的矛盾时，经济转型就肯定要启动了，而经济学者们研究问题的价值取向也将开始转变。
只可惜还有许多经济学家没搞明白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他们仍继续抱着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研判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其结果是经济学家所研判的理论与中国发展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些海外归来的研究者甚至因为研究思路的极端不切合实际而被由“海归”改称为“海带”。
前３０年，中国大陆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对旧体制的改革问题，而在经济进入转型期后，学者们面临的是如何认识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大国垄断时代的发展方式、国际竞争策略和途径等，面临着研究国内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的解决方案等。但是，使人遗憾的现实是，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被各种利益集团俘获了，他们寻求的是研究收入的最大化而非经济学家的责任，更不会敏锐地发现经济转型对学者们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在转型中，他们成为众人的靶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评价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而在于提醒学界切实要关注转型问题了。现在大多数学者还在用“九五”和“十五”计划时的思想研判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比如：资本引入式的资本运作，技术引入及集合式的公司升级，制造业输出式的加工贸易等。对于这些类同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问题的研究，今天虽然还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和可应用性，但对经济学者来讲，重新定位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才是转型期的核心内容。比如，传统发展方式是“加法和减法的问题”，煤多了，价跌，随后必是短缺，价再涨、一涨必多，再跌；钢铁也是如此，钢少，国家建新钢厂，钢多，全力限产。对于这类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或许是正常的，但在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转型后，就必须重新认识这种资源浪费型的“加减法模式”了。
所以，我认为，研究发展方式问题将是转型研究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研究问题的价值取向或许也会得到调整和修正。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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