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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傅勇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世界范围内，经济乐观情绪的焦点似乎正在从中国转向印度。这是新近几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出现的一个明显变化。用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话说，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对中国的现在比对她的未来知道得更多；而印度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这实际上表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其实，就过去的增长记录和当前的发展势头而言，印度和中国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并且这种差距并未见明显缩小。那么，对印度经济的乐观来自于何处呢？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印度经济具备了实现长期增长的所有重要条件：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健全而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在西方看来相当标准的政治框架。经济学原理一再告诉我们：有了良好的制度保证，从长期来看，一个经济是没有理由不增长的。因而，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虽然印度现在脚下的道路并不宽广平坦，但很快她的经济将踏上一条光明大道。考虑到这些，印度已有的和当前的经济增长并不那么令人振奋，这倒是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
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经济的优秀表现，我们已经找到了很多的解释视角。比如，中国路径作为一种增量式改革被认为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创新，它使得在体制内的利益未受影响的条件下，体制外实现了迅速增长，因而，没有造成生产和福利的大幅下降，改革的成本也比较小，走出了一条一部分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的“帕雷托改进”之路。另外一个解释是，中国的成功源自其特殊的分权改革。转轨经济的一个共同经历是经济决策权从集权化的中央向地方分散，也就是说，给予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和激励去追求经济增长；而中国通过构架一种“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世界上罕见的兴趣。
在一般的转型国家中，都会出现经济分权的过程。而在中国经济分权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保留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尤其是通过以经济增长绩效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提拔机制来激励地方官员追求经济增长。因而，中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着：为外资提供优越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推动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甚至民营化、新建基础设施、经营城市发展……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地方政府缔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为中国已有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浑厚动力。
可是，即便我们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过去和现在的高增长，但是对于未来会怎样，也许我们远没有那么自信。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的经济增长纯属意外。众所周知，中国国有银行信贷的大部分都贷给了国有部门，股市债市这两大资本市场远不完善，利率和汇率尚未市场化；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仍然无法自由流动；土地也不能按照市场原则实现流转。因而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大生产要素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而在商品市场，地区保护主义的盛行和地区间的产业趋同清晰地表明，商品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在国际上，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甚至至今也没有得到许多国家的承认。
因而，中国这种不完善的体制能否支撑中国经济继续走下去，或者还能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多久？这绝对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双轨制和增量改革的创新虽然显示出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对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作用，但是一旦这种二元体制制度化，就有可能陷入到一个僵固的社会之中，改革就会因为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变得越来越难，未来的制度演进就可能被“轨道锁定(lockedin)”。
在另一方面，政府在强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经济有可能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原因是，政府决策虽然效率更高，执行起来也更加雷厉风行，但是出现决策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并且一旦发现犯错误又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从而使得经济出现人为造成的经济周期。中国经济总是在过冷或者是过热中徘徊，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种担忧。而地方政府在这一轮房地产市场行情中所扮演的推动角色也让我们看到经营城市理念背后的一些隐忧。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转轨经济的大家庭之间正在上演一场经济增长的龟兔赛跑，而中国就像那只矫健的兔子。在开始的阶段中，它稳稳地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把对手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我们绝对不希望这个古老故事的结局预示着中国的宿命。但是，人们对印度乐观情绪的高涨和中国担忧的增加也绝不仅仅是空穴来风。
当然，这只是展示了一种悲观的可能性，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类的想象。虽然中国的转型远没有完成，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正是中国“后发优势”的重要来源：伴随进一步转型而来的制度完善必将为中国提供更加巨大的增长空间。而眼下中国前进的脚步依然强劲有力，只不过，考虑到上述风险的存在，我们的确需要对中国经济未来投入更多的思考。毕竟，谁都不愿意生活在对“未来”的担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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