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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鹏
郎咸平作为华裔经济学家，其学问取之于美国的学院圈子，带回到国内“普及”和“教化”，尤其是通过一些喜闻乐见的形式(比如在电视台开讲座)传播知识、针砭时弊，很是可爱。
他十分勤快，我们总会听到他对于热点话题的评点，比如最近他表示要争当全国“第六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缘于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前不久提出“内地只有5个合格经济学家”)。但是，在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意见的同时，郎咸平先生持续不断地犯着两个错误(这两个错误甚至是致命的)：一是“路径强迫”；二是“概念绝对化”。
从“路径强迫”来看，他的一个典型主张就是把改制成功的企业上市。这无疑颇令投资者满意，但是，纵观国际市场，成功企业同样会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倒闭或被兼并。还有，他强烈主张以信托制度“完善”国有企业改革；他把国企高管比做国家请来打扫房间的保姆，认为打扫干净拿了赏钱走人即是，不能把改革成果窃为己有。
从“概念绝对化”来看，郎咸平认为，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子、目标都是错的，最有煽动性的表达就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这话如是一时心血来潮，随便说说，尚可原谅，但作严肃的学术判断，则显然违背了事实———国企改革的确与工人下岗、银行救济相连，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直接结果是生产效率提高、产品丰盛、消费品价格稳定、国家税收增加，人民群众是最终的受益者。
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借机捞取个人实惠，甚至违法犯罪。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对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政策也是很不完善的。解决这个问题，既要从道德约束入手，也要从体制机制上入手，即要“两手硬”。信托文化正属于道德约束和体制机制约束的一种学术表达。因此，不能够说我们全然没有信托文化，更不是搬来美国、英国的信托制度就可解决一切问题。最近，“国有企业保姆”的待遇问题已在进行一些新的尝试，这实际就是一种务实的接轨。
再看郎咸平对中美医保制度对比的“绝对化”：在美国看病不要保证金，看了病再说；而中国的医院相反，先要保证金。他说，在美国“你不必交保证金的，你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对人性的关怀”。这样的片面对比显得十分虚弱：其一，中美经济发展阶段、人口数量完全不具备可比性。其二，我国医保制度正在转轨之中，通过国家、集体、个人三方累积医保资金的过程已经启动。换个角度，尽管我国的大中型医院已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积累，但靠这些资金救济患者仍然不能达到美国的“大方”水平。其三，人文关怀也需要实力，增强我国的医疗救助实力、社会保障实力，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最新表态说，2006年将把教育、医疗、住房等价格问题列为整治重点，这是我们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完善公共事务监管的正常步骤，郎咸平所倡导的路径强迫则是南辕北辙。
郎咸平先生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把自己在国外见到的事实转述给国内的听众、观众；其失败之处在于，动辄否定既往的改革路径。面对中国人口众多、市场经济经验不足、传统观念阻碍等等因素，务需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接受程度统一起来。因为，任何改革都可能在“计算机里模拟”出来，也不可能精确到每一个“会计细节”上。
改革成功与否，最终要看人们的购买力、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障程度、参与公众事务的程度以及人的综合文明程度等，是否有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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