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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建国
据12月5日《北京现代商报》报道，香港学者郎咸平在某典礼上又讲了这样几个观点（大意）：医疗市场化导致医生看钱不看病，穷人看不起病；大学教改的结果就是让农村子弟上不了大学，农村子弟通过教育考到一流的学府，这是他们脱贫致富的惟一机会，可最后这么一点机会都会被毫无理由地剥夺；地方政府将效益不好的企业私有化，其结果往往是“
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郎先生与内地许多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他本能地站在人数最多的普通公众的立场上为他们的利益代言，这让我非常敬仰。可这则消息同时又让我产生这样一个强烈的感受：郎先生所讲的观点并不新鲜，不但不是高深的理论结晶，而且是内地一般公众在非正式私人场合讲滥了的话题，即使在五年前，有过治大病经历的人和供养过大学生的家长，大都具有他这种看法，尤其是关于国企改革的结果这一句，我在十年前就从许多下岗职工的口里听到了，许多时评作者更是无数次重复过这种观点，只是他们没有产生过像郎先生这样的轰动效应、没有引发既得利益群体和有关决策机构的强烈关注而已。
很明显，内地并不缺乏眼光深邃、思想独立的观察家，也不缺少敢于讲真话的好公民，即使在下岗工这个群体里，都存在着无数个郎咸平式的人物，更不要说专家学者了，但我们却缺少能够制造巨大效应的郎咸平式的人物。我想，如果我们能搞清楚其中的原因，能够彻底改变这种奇怪的局面，那么，内地的教育、卫生、经济等许多方面的改革进程和成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家长及学生的声音就不会被长期忽视，患者及家属的抱怨就不会被置之不理，下岗工人的权利就不会被少数人践踏！
据我揣测，内地缺少郎咸平式人物，首先是因为普通公众的意愿和声音难以进入专家学者的大脑，能够进入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的声音，所以，这些专家学者不可能成为郎咸平式人物，更不会像郎咸平那样将普通公众的声音带入比较高的舆论平台，让真话沿着应有的表达渠道，放在最应该存放的位置，对国家财富、社会资源的政策制定产生应有的影响。其次是郎咸平和国内的经济学家身处不同的空间——香港既是中国的一部分，又是一个特别行政区，郎咸平有权力、有责任和义务对内地的经济问题“说三道四”，即使在讲真话时口无遮拦，也不必顾及被冒犯者的感受。但内地的学者就不可能这样洒脱了，在强大的潜规则的束缚下，他们的理论不可能走得太“远”。
总之，郎咸平的言论告诉我们，内地公众不缺乏思维能力，不缺乏参与热情，更不缺乏改革智慧，真正缺乏的是公民意志表达、参与决策的畅通渠道，是与既得利益者博弈中时应有的平等权力。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捷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快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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