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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文
据说，最近经济学者遭受“道德批评”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姚洋的文章分析了这些问题。我想作为一个非经济学界人士谈点看法。
首先，对经济学家们的许多批评，与所谓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关。其实这种
关系在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中，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与我们很多人使用这个术语的现实环境是不同的。在发达国家，这种关系是说公平竞争的后果如何控制：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竞争，有竞争才能出效率，但竞争就得分输赢，输赢的结果就不平等；这个时候，就需要某种制度安排来进行适度的调整。然而，中国现阶段的论争中，却似乎出现了所谓的效率与公平(其实就是竞争与结果平等)的“矛盾”，并有了“赢家不能通吃”之说。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公平竞争并非既有的前提，其本身就有待争取。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竞争本身就不是公平的，是机会的不公平。现在不是赢家能不能通吃的问题，而是“权家”能不能通赢的问题。如果机会不平等，则成为“权家通赢”，这是不公平竞争，或曰“伪竞争”。这样的“伪竞争”一般认为是损害效率的，至于破坏公平那就更不待言。
我提出“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就是就此而言。过去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常常被曲解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所谓规则公平或竞争过程的公平)也只能“兼顾”而已。我认为，中国应当以“公正至上”来消除“权家通赢”之弊，创造一个机会的平等环境，然后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才可以讲效率优先兼顾社会保障。而我们如今是权家通赢，继之以赢家通吃，或者干脆就是权家通赢导致了赢家通吃，结果反过来却给了权家以借口；使他们可以打着反对赢家通吃的旗号、打着民意的幌子，谋求进一步扩张权力、操控市场，使中国面临“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威胁。
姚洋的文章还提到，学者讨论问题不应以“眼球和听众的多寡”为导向。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现在许多学者尤其经济学者，除了纯学术研究者，不少人还扮演着影响公共政策的经济幕僚或策士角色。这种角色本来无可非议，但学者与策士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活动。对策研究要以“可采纳性”(注意不是“可行性”。可行之策但不被采纳，仍属徒劳)为基础，而学理上的逻辑性相对来说并不重要；但学理则应当强调理论逻辑的自洽，至于这理论是否为决策者嘉纳，是否受到公众所欢迎，反而不必考虑。
但无论如何，作为学者不能无视学理逻辑，作为策士不能不讲公正与道德。现在的情况是，对这两种规则的违反常常同时发生，并互为因果。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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