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鹰：农民工身份认证是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秦晓鹰/文

　　又到年终岁尾，国家有关部门又在三令五申绝不许拖欠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与此同时，许多城市治安管理部门也在增加警力，准备全力以赴应对犯罪多发期的到来。随着社区宣传栏警示居民谨防盗窃的提醒，一些城市居民甚至半开玩笑地互相叮嘱：注意锁好门窗，小心有乡下人到你家“采办年货”。至于说到交通运输部门，更是绷紧神经，准备迎接汹 涌澎湃的返乡潮、探亲潮。在所有这些紧张应对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向”，那就是所有的城里人必须时时要面对,却又每每加以轻视、小视甚至忽视的庞大群体———农民工。

　　笔者认为，这种对待农民工的不正常的心态和社会现象，如果不能予以通盘解决，不仅会加剧各类社会矛盾，而且会扩大已经存在的社会裂痕。那么，它所伤害的就不仅是千千万万进城务工人员，甚至会危及全社会的正常程序和经济发展。

　　所谓农民工，就是那些社会身份为农民，但所从事的职业为工人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在中国，这个游走于流动群体的数量与生存状况究竟怎样呢?据各个部门按不同口径的统计，我国农民进城打工者估计在9600万至1.2亿人左右。他们的出现是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果，是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结果。他们的双重身份从本质上说是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人格化体现。这1亿左右的农民工汇聚的民工潮是对往日高度凝固化的城乡体制的自发性“反叛”，是对画地为牢的静态的农村生活方式的否定，是对美好生活渴求的核裂变式的释放。这1亿兄弟姐妹不分春夏秋冬不分天南地北终日在全国各大中小城镇打工谋生的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商业流通、为我国几十年GDP的快速增长铺就了坚实的阶梯。据统计，离开原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1亿多人口中，在城市二三产业打工的农民工就占到了8000万之众!他们其实就是新时期的产业工人。如果以8504万原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做基数，那么，今天我国的产业工人人数就几乎翻了近一倍。原因？当然是不言自明!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就是这样一个极大地扩充了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群体，目前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和被社会的认同度却极其令人担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由于不是国家认定的标准市民，所以也就自然而然不能享有任何选举与被选举权。边缘化的弱势地位使他们处在城市的隐形居民和二等公民的地位，不可能有效地得到社会救助与保护。

　　其次是在劳动报酬上存在的不平等。劳动技能上的欠缺和多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农民工在与雇主打交道时经常处在不利地位，不但工资收入被人为地压低，而且还经常被非正常地拖欠。据建筑系统工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一些省市约有55%的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工资曾被严重拖欠。

　　第三是没有有效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无钱看病是农民工的普遍现象。而一般性的防病防疫措施也很难普惠到他们身上。

　　第四是无法解决子女上学问题，其子女难以与其他城里孩子享受同等教育。无学可上与交不起学费是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两大顽症。

　　第五是农民工从总体上说没有话语权。由于没有相应的可以代表他们自身利益的组织、缺少必要的法律援助加上多数媒体对其缺乏经常性的关怀，这一切都导致了舆论的不对称，使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处于沉默失语状态。

　　第六是农民工普遍缺少提高生产技能的机会。收入的微薄、工作的沉重加上职业的不稳定，使他们难以提升自身的职业水平，从而更加重了他们在各方面的弱势地位。

　　第七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期间实际上不享有休息休假权。

　　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出现从本质上说是城乡二元化社会所致，直接原因是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户籍管理制度。早在1954年的《宪法》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权，但1958年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却在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迁徙自由。同时，也使中国农民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就学就医、粮油供应、税费负担等各个方面与城镇居民有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和境遇。如果我们把这一制度的制定看作是国家工业化的需要，看作是如同“剪刀差”那样的中国农民付出的牺牲，那么我们就必须懂得，这样一种人为隔离的户籍制度在今天已经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了!

　　事实上，农民工现象的长期存在对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有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不可想象，在中国始终存在着一支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不稳定、社保医保上无依靠的产业工人大军。我们也不可想象，在中国的劳动者阶级中竟会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外又出现了第三个“农民工阶级”。如果对此坐视，那么它既可以是建设与创造的力量，也可以是摧毁与破坏的力量。对这支8000万—10000万人组成的新生产力，谁敢于长期无视其力量与权利，谁就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农民工身份与职业的统一以及相应权利的获得，在现阶段无关宏旨。其实，他们不懂得，从根本上说，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并解决农民工问题，不但社会和谐难以达到，就连现代化的重要特点———城市化也难以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城市化水平为10.6%。尽管此后的国家工业化在全力推进，但到1978年经过近30年，城市化水平却仅为17.9%。而此时，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从29%迅速上升到41.3%，即便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也平均上升到30.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速度有所提高，199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18.9%，2004年更达到了40%。然而，这个水平依然与10年前的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相差10个百分点。是什么影响了我国的城市化以至现代化的进程?农民工!

　　中国农民工是在世纪之交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见证与代表。他们是市场经济和

农业产业化的先锋和弄潮者，又是二元城乡体制和计划经济的遗腹子和受难者。他们在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让所有人受益，而他们所处的半公民化地位和不良处境又让一切有良知的人感到震撼。在中央政府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今天，在全社会把“三农”问题置于重中之重的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在科学发展观正在成为我们一切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的今天，在动员一切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来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中国农民工的身份认证和完全的公民权利保证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

　　不因沉默而沉默，如同不因爆发而爆发，这是治国者面对一种新的生产力的应有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