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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我们这里已经40年没有北京的人来过了———这是一位穷县官员对来本地调研的“北京专家”说的话。近日，“县域经济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对于参会的贫困县而言，“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一次点燃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不少县的领导班子都全军出动了。一些县的旅游局局长、招商局局长、建设局局长也都随行。县长们
在会议间不断向“北京的人”发出“到本地看看”的邀请。(《第一财经日报》11月28日)
从“已经40年没有北京的人来过了”的慨叹，到“全军出动奔北京”的致富躁动，可以看出贫困县官员似乎集体有一种“北京崇拜”。在他们眼中，北京非常神秘，北京高不可攀，一攀上“北京的人”致富就指日可待。显然，这种“北京崇拜”，是很不正常的政治情感，崇拜中游荡着计划经济的幽灵。
北京来的人———这个充满着敬畏和景仰情感的符号，曾是计划经济形态下最流行的称呼。“北京的人”象征着权威和命令，象征着资源的分配。权力和北京、人所以同构一体地粘连着，是由计划经济形态所决定。计划经济是一种“中央命令型”经济，聚集于北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设计出一个计划框架，对全国的生产、流通、分配进行统一的资源调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权力都集中于北京，而且带着极强的“人治”色彩，“北京的人”自然成为一种权力精英符号，被地方所崇仰。
“北京的人”符号中的权力精英色彩，应该是一个时代的背影。随着政治发展的理性化，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权力改革的分权化，这种崇拜早该进历史档案馆了。市场经济既意味着权力的分散，也意味着精英的分散，权力与身份、地域分离，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北京崇拜”了。可这么多贫困县还有如此强烈的“北京崇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计划阴影，计划思维在许多领域还起着指挥棒作用；一是贫困县发展中，许多官员的计划思维还很浓厚，缺乏自主发展的市场意识。
如今官场中流行着一个词：跑部钱进———指的是地方官员到北京来“跑”有资金、项目等审批分配权的中央部委。正如有记者所描述的，每次人大会议期间，每到年终岁末，各大管钱、管投资、管项目的部委门前，就聚满了前来“跑部”的地方官员。此间，有些部委中的某些官员，下班比上班还忙，有时甚至出现同时接见不同省市进京“跑部”人员的场面。一些地方“跑部”的官员，甚至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些掌管项目审批权的官员的爱人喜欢什么化妆品，孩子喜欢什么玩具。
“跑部钱进”现象的普遍，表明国家投资体制和财政体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计划分配色彩。与“跑部钱进”现象对应的是“驻京办”现象。各级地方政府均设有驻京办，这些地方的“第二行政中心”，很大一部分承担的就是“跑部”功能。在“跑部”才能“钱进”的转移支付体制下，跑得动、有关系的地区和官员拥有充分的博弈能力，所以能成功地汲取到财政资源。而跑不动、缺乏关系的地区，自然就吸引不了“北京的人”的注意了。基于“跑部”能力的弱势，贫困县常常就处于这种饥渴中，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感神秘，自然就很容易形成根深蒂固的“北京崇拜”了。
另一方面，这也跟不少贫困地区官员缺乏自主的市场开拓意识有关。对中央财政存在极高的计划分配期待，活在“转移支付”中，甚至把一地的全部发展都系于遥远北京的垂青———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已经40年没有北京的人来过”的怨妇心态。在如此自闭的计划思维主导下，贫困县如何能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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