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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伟大的创富年代，发展主义甚嚣尘上，创富热情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私域到公域，“致富”几乎与所有美好的词汇联系起来，成为压倒一切的强势话语———任何一种极端化了的思维都包含着侵略性，“致富”同样如此！“致富”压倒一切，以至到了不得不强调“穷的权利”的地步。
一个每年财政收入只有1亿多的县级穷市，竟然上马了7个亿的“豪华搬迁工程”—
——这是近日《人民日报》记者在甘肃省玉门市采访时发现的丑闻：为了“带领人民奔小康”，该市领导大笔一挥上马了7个亿的搬迁工程，又是建星级宾馆，又是修豪华广场，又是上马豪华办公大楼……但因为“年收入只有1亿多的财政”供给不上，许多工程陷入了“烂尾”困局；由于是小县城，许多豪华设施根本没有用。(11月21日《人民日报》)
可以想像，在这些“豪华工程”的拖累下，公共品供给将陷入恶性循环，教师工资如何发，义务教育如何保障，社会保障如何跟上？原本就非常贫困的百姓生活将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以“致富”之名，使老百姓陷入更加贫穷，这种现象在许多地方越来越流行，所以不得不强调“穷的权利”。
穷的权利，首先是穷人在发展中“跑得慢”的权利。如今在许多地方流行一种“大踏步奔小康”的新大跃进思想：不管自身财政状况如何，不管老百姓的发展能力和承受力，不管老百姓改革承受力的差距，只顾头脑发热地对照“小康理想”的标准整齐划一地规划宏伟蓝图，动辄上亿元工程，动辄圈地拆迁，财力较厚的地区和人尚能承受，那些穷人哪经得起这番折腾？
基于弱势的发展能力，穷人在发展中应该有一种“跑得慢”的权利的。比如，他们只住得起贫民窟和老房子，应该容忍他们的这些需求，可如今许多城市建设的推土机首先铲平的就是这些，逼着穷人“大踏步发展”，逼着他们“致富”，这种拔苗助长只能使他们陷入更悲惨的生活境地。
穷的权利，然后是一种“不至于变得更坏”的权利。穷的生活境况，意味着应对变化时的脆弱，穷人的脆弱“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一般人遭遇挫折时还有回旋空间，而温饱线上穷人的生存和发展回旋空间是很小的。基于这种脆弱，所以穷人任何一项改革中必须获得一种底线的权利承诺：改革至少不会使自己的状况变得更坏。也即罗尔斯说的“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拆掉他的贫民窟，圈走他的土地，能不能担保他的生活“不至变得更坏”？显然，很多地方的发展规划，缺少对这种“穷的权利”的承诺。
穷的权利，最后还是一种“福利合宜”的权利———这主要是一种群体权利，尤其是贫困市县的群体。比如贫困县的老百姓，他们对于公共财政的流向享有这样的权利，即公共财政首先要满足老百姓对温饱、教育、医疗、安居、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品需求，然后才能依次向上推进，最后才能是广场、办公楼、宽阔马路之类的建设。在贫困县首先上马豪华工程，这是一种非常不合宜的福利安排。
穷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保障型的底线权利。如今在我们的话语中，关于“致富的权利”强调得太多太空太泛太不节制，很多时候异化为伤害弱者的借口，为抗拒这种伤害，我们不得不强调“穷的权利”：对那些跑不动的人，我们既然还没有找到让他们变得更好的法子，暂且尊重他们的穷吧。
东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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