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下中国，政府改革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它既联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联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以政府改革为突破口，可以带动全面改革。这正是“十一五”建议把政府改革列为各项改革之首的奥妙所在。
尽管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但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滞后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充当
了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竞争主体的角色。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无序竞争、过度竞争乃至恶性竞争现象，其背后或多或少有着政府竞争的影子。政府过多介入市场的微观层面，就难以站在全局的立场上实行全面统筹，就难免会削弱其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甚至导致某些管理职能的扭曲。
为什么提出政府职能转变已经多年，效果却不如人意呢？这固然有传统体制惯性和利益格局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在思想理念方面。就现实而言，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化认识。
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不限于经济范畴，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实现社会公正、制度文明与社会进步相适应，都将成为发展的重要内涵。因此，政府职能转变不仅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政府应改变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直接控制和领导经济发展的思路，继续扩大市场机制主导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政府只有在摆脱直接主导经济运行，甚至直接主导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才能真正贯彻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还要求正确处理和把握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集中体制固然有决策迅速和执行成本低的“优点”，但这必须建立在决策和执行都科学或“正确”的前提上。而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还是“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因而，只有在约束条件相对简单的情况下，如战争时期、战后恢复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等，集中体制的优势才能充分体现。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如果政府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就难于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甚至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充分认识转轨时期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特殊性。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转轨国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下，不存在“要不要政府干预”的问题，问题只在于要不要“缩小”和“减少”政府干预范围、政府干预要不要以市场为基础。有些对否定政府干预的批评和论证政府干预必要性、合理性的观点，并没有多少现实针对性。对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更需要论证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必须但长远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无论现阶段还是长远都要“退出”，哪些干预现阶段很“弱”而长远是需要加强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释和处理好转轨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转轨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远不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基本“定型”，而是一个市场关系逐步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过程。但只要走向市场经济，就必须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地位，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这个历史背景下，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谓的市场机制“缺陷”。“权钱交易”和公共领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是市场“边界”不清的结果，不能作为指责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依据。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究竟是强化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更充分地发挥基础作用，还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力，这是根本方向问题。这个问题搞不清或方向反了，不仅无法最终确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新体制，而且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稳定形成重大障碍。
总之，经过对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反思，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越来越成熟，早期那种盲目的“市场崇拜”已不复存在，“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理念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而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与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相联系；经济体制改革要顺利推进，必须加快政府改革。在当下中国，政府改革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它既联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联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以政府改革为突破口，可以带动全面改革。这正是“十一五”建议把政府改革列为各项改革之首的奥妙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