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EN评论员 朱冰尧
11月14日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一项调查提醒那些打算在亚洲建立低成本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着比印度还要高的工资成本。这项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中国42种职位中，95%的基本工资成本要高于印度，经理层和专业人员的收入甚至为印度同等职位的两倍以上。
中国和印度都拥有熟练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工资成本，两国也是目前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地。由于印度现在拥有除美国之外最大的英语语言人群，因而从劳动力文化的快速融合方面，印度还具有更大的优势。
本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但比较优势转移的规律显示，这个优势可能在数年内丧失。特别是当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劳动力价格会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上涨。而且由于目前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生产相对过剩，中国企业主要以低廉的劳动成本迅速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逐步显露的迹象表明，中国加工制造业的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日益被进入中国的外企以及周边国家、拉美国家所模仿，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等资源成本比较优势已经无法为中国企业赢得未来。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将要面对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的竞争，且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
比如，我们的邻国印度，与中国同为世界上最大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另一个的人口也已经超过10亿。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两国一直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上各自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同时，又由于两国经济比较优势类似，都是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那么双方都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实力。因此，印度也十分可能成为替代中国的新的“廉价劳动力”投资地。
另外一个信息也在佐证着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危机：2004年的广东等地出现了“民工荒”。这一“天象”似乎是一个预兆：离开低廉劳动力资源支持，中国企业将何去何从？日本学者南亮进在《走向大国的考验：转折期的中国经济》一书中认为，劳动力紧缺就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经济将转轨，企业也必须转型。
但是目前中国还有许多企业沉湎在“一味苛求低价格”的扭曲市场中，通过过度追求低价劳动力和低廉土地等试图获得持久国际竞争力，这样的做法是极其危险的。
按照阿瑟·刘易斯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一个二元结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农业等传统部门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而形成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但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当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和社会总就业人数之比低于50%左右时，就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的结束，工资水平的上升就变得不可避免。而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和社会总就业人数之比低于30%左右时，如果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状态，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普通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中国目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和社会总就业人数之比已经接近甚至低于50%，而沿海发达地区，如浙江省，这一数据已经开始越过30%的界限，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显然，中国经济已到转型与调整时期。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制造”依然主要停留在贴牌等简单的加工层面，满足于给自己创造1%-2%的利润，中国终将沦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只能获得微薄利润，失去持续快速发展的能力。内外压力都迫使中国重新思考“廉价劳动力”的问题。
特别是当发达国家制造业在向中国转移时，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这就给中国制造业提出了更为严峻的问题：倘若中国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我们该选择怎样的发展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