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一个民办教育者眼中的中国市场化改革

　　采访人：岑科，媒体工作者。

　　受访人：信力建，广东信孚教育集团创办人、董事长。管理教育实体约二十家，含中小学、幼儿园、老人院和儿童福利院，在校人数超过一万。

　　问：最近，社会上对教育和医疗问题有很多争论，大家普遍抱怨学费太高、医药费 太高。你作为民办教育的实践者，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觉得办学校和办医院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信力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办学校和办医院都提供了某种商品供给。供给越大，越能够提升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不同点是教育作为一种商品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它不消耗资源，没有污染，学校永远都不嫌多。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学校是平均48人到56人一个班，美国才16人一个班，甚至现在发展到家庭学校，一对父母教育一两个孩子，这是真正个性化的教育。

　　医疗的情况有点特殊。医疗服务增加的时候，对社会不一定有利。比如现在我们去

医院看病，他动不动给你全身检查，其实没有必要；再比如一般药品能解决的问题，他给你用高级抗生素，医药费高得惊人。对社会来说，这是一种浪费。

　　总之，从教育部的角度说，应该放开教育，让老百姓多受教育；从

卫生部的角度说，应该搞好卫生，让老百姓少去看病。

　　问：你认为学费过高的原因是教育供给不足吗？

　　信力建：当然。学过经济学的人都应该知道商品的价格如何决定，比如说现在的择校费这么贵，道理很简单，就是供给严重不足。

　　问：供给不足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民间办学不是放开了么？

　　信力建：名义上是放开了，但总有人用乱七八糟的条件卡你。比如要求你必须有多少亩地，要投资多少亿，有多少

图书馆等等。我认为把这些条件作为办学门槛是没有道理。比如说我想办一个大学，只招10个学生，有50平米不够吗？图书馆是必要的，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哪个图书馆比互联网还大呢？

　　实际上，这就是一些人找借口，在审批的过程中捞好处。现有的公立学校也从中受益。比如说我想办一个职业学校，一个学生收一万块学费，必须找一个公立学校挂靠，一个学生要给他三千到四千，他只管坐着收钱，你说做什么生意有这么容易？

　　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们都知道，现在办媒体一个刊号要一百万左右，一本书的书号要两万左右，一个律师的营业执照也要很大一笔钱。总之，各行各业都有人卡在那里，你不花钱就办不了事。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有人用权力寻租。

　　问：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呢？

　　信力建：很简单，如果最高决策者明白了这个道理，放开市场就行了。比如办学实行备案制，政府只管制定一些游戏规则，把办学和选择学校的权利交给民众。政府可以围绕这个原则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信息披露，披露某个学校的面积有多大，历史有多长，学生的就业率是多少，等等。但关键是把办学的门槛完全放开，让老百姓自己选择学校。有选择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质量的提高和学费的下降。

　　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准入没有真正放开，收费的权力却放开了，所以出现大学高收费、医院高收费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更糟糕的是，我们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严重退化。一些人把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用来赚钱，比如说警察、工商都来收费，甚至监狱都来搞创收。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严重缺乏。

　　所以当务之急是把公共物品和个人物品分清，政府要承担应有的责任。以教育来说，九年义务教育必须由公共财政来提供，国家承担每个公民在小学和初中的学费。比方说发给每个人一定金额的教育券，让他们自己选择学校。非九年义务教育政府不一定包下来，可以视情况给一定补贴。但无论如何，政府要放开办学的门槛，不要管谁去办学，但要管老百姓的基本学费。

　　医院也是同样的道理。政府不要限制谁去办医院，但要保证每个老百姓能获得一定医疗补贴。至于这些钱怎么给、如何花，现在国外发展出一种“承包”的模式，很值得借鉴。比方说，一个地区有一百万居民，政府每年给每人的医疗费是一万块钱，总共一百亿。这一百亿可以承包给某个保险公司或医疗集团，让他们来负责这个地区所有居民的医疗保健服务。为了赚更多的钱，医院会尽力地维护每个居民的健康，并减少医疗费用。这就杜绝了医疗体系中的资源浪费。

　　问：你的设想是不错，但那些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人肯定不愿意。

　　信力建：所以现在要讲赎买。既然他已经挡在路上了，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要出钱，请他们离开。

　　拿事业单位的改革来说，以前唱歌的、跳舞的、画画的这些五花八门的人，现在国家养不下去，要他们“下海”，问题是你一下子叫他下海肯定有震荡。那怎么办呢？只有赎买。就是全国人民去承担历史的包袱，比如说发行若干亿的国债，把它分给这些人，一个人20万，各自遣散了，自谋出路。

　　最近我了解到广州市就做了一些工作，把市里面的事业单位，比如五个演唱团，合并成一个，留几个主要职位，其他的人全部下岗。虽然政府要付遣散费，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么做减少了四个消耗财富的漏洞，对社会是有利的。况且这些钱给他们以后，假设他们每人拿了20万，十个人合伙成立一个酒吧或歌厅，200万投下去就变成了一个民间投资的来源，对经济也会有促进作用。

　　去年的“郎顾之争”以后，大家都讨论国有资产如何改革，其实我看现在的国有资产基本上已经处理完毕了。下一步，事业单位改革就要开始了。我认为把企业改掉之后就开始改事业单位，这在战略上是对的。但事业单位改革一定要总结国企改革的经验与教训，要用赎买的手段实现平稳过渡。

　　问：你说的赎买和过渡我很同意，但你说国有资产已经处理完毕我有不同看法。况且赎买能不能把那些挡在路上的寻租者一次“买断”，也是未知数。

　　说到中国的社会转型，一般认为，只要把市场放开，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随着时间推移，国有企业会越来越少，政府官员可以直接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少，等到国有经济被民营经济取代时，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民权社会就产生了。

　　但现在看来，转型未必有那么顺利。因为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大的垄断企业，等你民营经济发展起来后，把你创造的价值再抽取回去。就像这两年，国有企业的数目在减少，但国有资产的总量在增加，垄断地位在加强。相应地，政府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官员得到的利益越来越多，更加强化了他们“吃拿卡要”的意识，使改革面临倒退的危险。

　　所以我关心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市场化的改革更加顺利，避免社会的倒退？

　　信力建：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放远一点看。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从1260年的英国大宪章，到1640年的光荣革命，一直到到现在有四百年到六百年的时间了。我觉得历史它只能慢慢来走，不可能一蹴而就。从1990年开始，全世界又有120个国家改革了，但真正成功的毕竟占少数。

　　你回过头看一看中国，以十年为限往前看，你看看95年、85年、75年的中国是什么样？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我们不可能出国，现在我们可以出国；以前你不可以办企业，现在可以办企业；以前你不可以办学，现在可以办学；以前警察可以随意抓你，两个人在宾馆睡觉，警察一下子把门打开了，可以抓你；现在这种事不太可能发生了。

　　总的来讲，中国还是在进步。但这个进步是像太极一样是慢慢演化的，不是说像台阶一样一下子可以跳上去的。作为媒体和知识分子，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就是把真相讲出来，把真理讲出来。有一句话叫“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打个比方，美国的布什也能指挥军队，但要他像萨达姆一样搞独裁，他是搞不下去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觉悟，中国的政府官员要搞钱权交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传播真知、真理。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这个，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就够了。历史它必然是这样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