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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以敢讲真话著称的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日前又有惊人之语。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下边根本就不听嘛，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11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张宝庆的话一点不假。凡是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的确就是政令不通。一些地方官员胆大妄为，把中央的政策或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或根据自己的利益随意扭曲裁剪，或大搞表面文章虚应故事，骗取利益和荣誉。即以教育乱收费为例，中央发了多少文件？但不少地方的教育官员和学校却巧立名目，照收不误。有教育专家保守测算，最近10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
地方政府和官员蔑视中央的权威，这自然是中央所不乐见的；地方政府和官员隐匿、阉割中央的政策，其后果通常是有利于他们自己而损害了社会公众，所以公众对此也是深恶痛绝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仍旧可以肆无忌惮，以至于是使政令不通成了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的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有一个原因却是很关键的，那就是因为习惯上强调内外有别，所以中央的政策及其落实情况的信息，主要是官僚体系内部封闭运行的，公众对之若明若暗，自然就无法以此为标准来监督地方官员。
我的这个看法得到了张保庆本人的证实。他颇有点遗憾地说：“真话我是一直在说，不过以前我一般只是在教育部门内部说说，而没有在社会上公开说。如果这几年你们出席过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你们就知道我怎么看待教育形势，怎么看待扩招，怎么看待收费，怎么看待乱收费，怎么看待资助困难学生。总之，我都讲了，反复讲，但社会上不知道。”
“张保庆的遗憾”让人遗憾。由于“社会上不知道”，所以公众就无法呼应他的真话；官员们虽然都知道，但因为如果照办的话就会损害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当成了耳旁风。张保庆许多极有价值的真话因此也就变成了纯粹的空气振动，这实在令人惋惜。而为张保庆带来“敢讲真话”的声誉并产生了良好社会效果的，只有他退休前不久的那次“公开点名批评8省区”，这一次他不是“内部说说”，而是“在社会上公开说”的。
张保庆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如果要让“中南海制定的东西走出中南海”，那么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有了真话就应该尽量“在社会上说”，而不要仅仅是“内部说说”。“内部说说”因为没有效果，等于没说，所以不是真正的真话。只有“在社会上说”才能起到动员社会舆论和公众监督政府的作用，才能真正维护中央的权威。中山先生有言：“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管理众人的事，不让众人知道和参与，怎么可能管得好呢？
当然，“在社会上说”真话，可能会触犯了官场的某些“潜规则”，会给讲真话者带来一定的风险，但现在也不尽然。张保庆自己不是全身而退了吗？他刚被免职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公众对他的命运表示关心吗？如果不是因为他敢讲真话，还会有这么多人关心他吗？况且，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的今天，充其量也坏不到那里去。张保庆自己有诗云：“最坏无非芹与薯，不是落魄是国忧”。我希望那些潜在的“张保庆们”，有了真话，在社会上但讲无妨，如此才能免于像张保庆那样，退休之后才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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