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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特约评论员 葛剑雄
据教育部昨日发布的《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公布，2004年全国小学在校生1.12亿人，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8.95%，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达到98.1%，比2000年提高3.2个百分点。初中阶段在校生6528万人，毛入学率达到94.1%，比2000年提高5.5个百分点。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4%左右，成人识字率居发展中人口大国前列。
正如教育部负责人所说，中国全民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充分展示了中国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扫盲及其少数民族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尽管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但是直到上世纪初，中国的教育还是集中在精英层面。就是在号称太平盛世的朝代，真正能有受教育机会的人也是极少数。持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虽然具有不可否定的历史作用，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并且只注重儒家经典。100年前科举废除后，由于外患内乱不断，国力衰弱，国民教育举步维艰，不少仁人志士“教育救国”的理念成为泡影。今天中国的全民教育是历史上从未做到的，是一项空前的成就。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是在人均GDP刚达到1000美元的条件下取得这些成绩的。2000年达喀尔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提出的各项目标，在中国大部分已提前实现。在发展中人口大国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同时实现“文盲人口减半”和“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
但欣喜之余，我们不能不正视中国的全民教育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别的不说，“希望小学”还是目前不可或缺的手段，贫困地区和家庭儿童失学、弃学的报道屡见不鲜；一些农村、山区学校的办学条件实在太差，教师的待遇令人心酸；有些干部在普教中弄虚作假、中饱私囊的事例也不鲜见。
我们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无疑是实现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正因为如此，政府应该将普及免费义务教育放在首位，制订出切实可行、接受全民监督的实施计划，并且要协调各种教育发展的关系。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当然应该持续增加，但更应注意各种教育的比例和轻重缓急。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兴建大而无当、过于豪华的大学城，某些大学不顾自身条件提出的“世界一流”计划，招生规模超过办学设施和能力，盲目扩展和虚假就业造成毕业生积压，个别学校和个人在招生、考试中的腐败和犯罪行为，已经影响了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并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使政府的投入完全达到《教育法》和有关法令的规定，我国的人均教育经费也不可能进入世界前列；即使节衣缩食，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也供养不了完全自费的大学生、研究生；即使民办大学得到充分支持，也不可能增加多少招生名额；即使大学毕业生都合格，也不能保证他们能充分就业。一句话，中国的高等教育只能量力而行，大学生的数量和比例只能逐步增加，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也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扩大。
但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困难，只要经费落实，完全可以建造标准中小学，配备或培训合格的教师。即使是在最贫穷、最偏僻、最落后的地区，也不难就近得到支援。而只有完全不收学杂费，免费提供课本与文具用品，对贫困家庭的子女免费供应膳食，才能保证或强制每一个适龄学童接受教育，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新的文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
我们应该将实现免费义务教育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即使发展高校的速度暂时稍慢些也是值得的。如果全国的适龄儿童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初中或高中毕业时就有可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从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才必定会成倍增加，那时高等教育就能同时出现质的飞跃和量的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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