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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龙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不久前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中国青年报》
最近组织了“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的专题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两人———郎咸平(31.0%)、吴敬琏(19.8%)，还有12.5%的人回答“谁都不相信”。
即便这个调查很粗疏，至少也可以说明公众对经济学家说话或不说话显得不满意。笔者觉得，经济学家们倒是应该向性学家们学学说话。
一是学学他们的敢于言说。“性话题”多年来处于禁忌之列，而现实中又确实存在很多“性问题”，于是勇敢的性学家们抛弃了种种禁忌，不断调查研究，并将其向社会公开，任公众评说。如今，我们在性观念上的改观，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安全套的普及推广、性知识进课堂等，这些都与性学家的敢于言说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希望面对国计民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能更多地站在科学和真理的角度去研究、去鼓与呼。
二是学学他们“输得起”的精神。与经济学家的沉默寡言不同，性学家们是异常活跃的，而且即便招来批评之声也依然故我。不久前中国首届性医学国际论坛上，有学者大胆抛出性爱公式，甚至有人认为孩子7岁就要开始性教育；在刚刚开幕的第三届中国性文化节上，又有人提出“研究生成为性压抑群体”等新论，再次引发议论如潮。观点只是个人的看法，谁都不能保证自己说出来的话是绝对真理，但也只有说出来，才能交给公众去评判，才能在讨论中深化认识。
笔者觉得，这一点也值得我们的经济学家学习，学者就应该有“输得起”的精神———你批评也好、怒骂也罢，我还是要说出我的观点，敢说话，说真话，执著地说话，说自己想说的话，说自己研究出来的话，这是专家学者的职责所在，也是公众的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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