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林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不久前“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言论引起舆论高度关注，《中国青年报》以“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为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提供的14位主流经济学家中，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仅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人；丁学良“不超过5个”的说法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11月7日《中国青年报》)。
这个调查表明，曾一度在中国掀起“经济学帝国主义”学科沸点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公众中的道德形象已降至历史冰点——不过我想，经济学家们是不会介意这种道德形象和信任率的，不是有经济学家说过“网络就像公共厕所”，说过“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还说过“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吗？
经济学家既不靠公众“民选”，又不靠公众发工资，所以公众的信任率触动不了他们任何一根道德神经，这种信任率甚至会起到一种反作用：使经济学家与资本关系越来越亲密，因为许多资本是靠经济学家帮闲掠夺公益而生存的，民怨越沸腾，表明经济学家干得越不错，资本会付出更高的价格作道德补偿——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公众信任率是无效的，笔者更在意政府对经济学家的信任率。
当下中国经济学家的主要问题，在于其与资本走得太近，资本与知识结成联盟损害公共利益。曾有媒体作过“经济学家与资本关系”的调查，把近年来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列了一个表，经济学家、任职企业、曾或现任职务、职务年薪，利益关系一目了然，经济学家在“为利益集团代言”上陷得太深了：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担任着9家上市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享受着每家公司3万元至20万元不等的职务年薪。
我们要看清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为何会与经济学家亲近？根本在于政府决策对经济学家的高度依赖和高度信任。这些经济学家，很多都在政府咨询部门中担任要职，他们的言论对高层的决策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语境中，一般政府智库中最多的专家通常是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学科霸权下，经济学家拥有对社会政策最多的话语影响权。通过拉拢经济学家，利用政府决策对经济学家的信任，资本拥有了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
可以看到，政府对经济学家的信任是“资本与知识联盟”的一个关键节点，信任造就话语权力，资本青睐话语权力，话语权力的“缺乏制衡”使经济学家的道德水平急剧下降，滥用话语权为资本服务成为痼疾——在这个利益链条上，试图以“公众信任率”来影响经济学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低信任率，实质上表达的是对许多政府决策“通过经济学家被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的不满。经济学家当然可以漠视民意，但政府不能——通过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不信任表达，政府要看到经济学家话语权滥用的恶果，看到资本通过经济学家对决策施加的影响，从而以理性的态度调整对经济学家的信任，控制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