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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教授
解读“十一五”系列专访(三)本报记者 王宇新
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两大战略思想之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明确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同时，促进社会和谐也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把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和谐摆在突出位置，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十一五”不同于以往五年计划的地方。就此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教授。
社会建设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时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十一五”规划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请您谈谈对“和谐社会”的理解。
吴忠民：现在普遍有一种习惯性做法，就是把“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放，这样就背离了和谐社会命题的初衷。和谐社会提出的初衷是促进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状态。良性互动的本质就是互惠互利，而要做到各个阶层良性互动，关键在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特别注意的是要从社会层面本身来考虑和谐社会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新提出的“社会建设”包括些哪些方面内容？
吴忠民：社会建设所包含的内容很多，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特别重视：一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这是最主要的。合理化的社会结构应该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橄榄型的特征，即以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比如80%；而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居少数。这样的结构是最合理的，这样的结构既是公平的，也可保障社会的安全运行。
但是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却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等收入者所占比例很小，只有10—15%，而80%多的人都处于低收入水平或者中低收入水平。这样的社会结构缺乏公正性，同时也很难抵抗经济波动的风险。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经济每增长几个百分点，很多人可能并没有从中感受到好处，但是经济一旦落几个百分点，大量的人就会感到生活的拮据。
社会建设的第二项内容就是社会管理体系。社会管理并不是一切都由政府包办，而是能有众多社会成员参与的、多种社会组织参加的体制。包括社会应对风险的管理机制要健全，对于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快速，反映要强。目前，我们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发育得不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三个层面就是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建设。在人们思维逐步多元化的世界中，应该有个大多数人能够认同的基本价值观。例如，平等、人权的保护、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如果社会基本的价值观没有形成，就很难完成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如果基本的价值观没有得到大多人的认同，则很难形成社会的有效的安全保障。
社会建设的基本理念：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中国经济时报：就目前情况来看，在未来的五年中如何进行社会建设，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和谐发展呢？
吴忠民：首先要确定一个基本的理念：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为了人，所以，社会成员应当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思想中的一条主线。恩格斯指出，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页)。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应该考虑让广大的民众普遍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且，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个实力。
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认同改革、认同发展，使改革和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事业，以人为本理念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局面。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只是造成少数人收益的话，那么，社会的发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多数人也不可能认同这个发展。
其次，大力推进经济持续而健康的发展。经济是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这个基础。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我们现在的发展一定不能耽误经济的发展，提到这一点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其特殊背景的。平均主义在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从现实角度来讲，又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稍有不慎，便会出现“劫富济贫”的现象。平均主义一旦抬头的话，不仅仅会损坏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而且对于每个人活力的激发也会起到巨大的抑制作用。
是否应当促进经济发展，这已经不成问题了，关键在于应当寻求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持续、健康的，这是当前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这样的模式应与基本民生直接相连的，以内需扩大为主，多数人参与的经济发展模式。万万不可陷入过度依赖于外贸，以外贸拉动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外贸的模式其致命的缺陷在于会使我国自主创新能力降低，乃至消失；并且，国际上也没有为中国准备一个产品销售的市场。
反思这几年的做法，我们过度依靠外贸，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70%，而美国仅有不到20%。而且，我们的外贸拉动属于高成本、低价格。造成我国高度依赖外贸的关键是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现在，中低收入者太多，形不成有效的内需拉动。如何破解这个困局，是问题的关键。既不能耽误经济的发展，也不要片面经济的发展，不要过度依赖外贸拉动经济的增长，陷入拉美经济发展的老路。
最后，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指标不一定面面俱到，但主要指标应当具备。可以考虑用五年的时间完成这一任务。在五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定制。五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对症下药”积极化解两极分化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各地已经不同程度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对此如何理解？
吴忠民：我国的贫富差距现象现在比较严重，这是基于真实的情况得出的基本判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调查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53—0.55。不公平现象表现在各个方面，有机会的不平等、基本的权益得不到保护、劳动时间严重超时等等，但最集中表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已成为关系大多数成员的切身问题。如果这一现象任其发展，将会产生一系列的动荡与不稳定。
解决贫富差距的方式很多，对于“合理调节收入差距”的理解不要仅限于税收，实际上它包括好多方面。首先对于中低收入及以下的群体应当有一个“兜底”的东西，让其生活状态有个基本的保障。通过转移支付、积极的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落实扶贫解困的政策等等可以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必须健全。再如义务教育的问题，义务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免费的教育，但是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是国家出一部分，家庭出一部分的模式，属于典型的“合作教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
其次，对高收入者适当地增加一个限高。收入越高，所交的税也越高，任何一个国家采取的都是类似措施。
最后，对于中间阶层要制订相应的规则。行业垄断不能不加限制，石油行业尤为突出，不能原油涨多少就卖多少。否则，一方面加重了民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暴利一族。在市场领域要真正地形成平等的规则，而不是利用行业垄断来形成暴利，要防止用垄断力量来寻租。
可动用外汇储备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中国经济时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维护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那么，中国下一步将如何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目前对于国企老员工在社会保障方面“历史欠账”约2.5万亿元，该如何解决？
吴忠民：对于国家来说，近期需要做的事情分为两大块，一是国家的直接投入，二是国家的立法、监督、执行和引导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
特别注意的是要适当地动用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大量来自于贸易顺差，而在外贸活动当中，中国劳动者的成本太高。外汇储备的增长基本上得益于高成本、低价格的贡献。既然是这样，就理应从外汇储备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这部分劳动的需要。或者从国企的资产中进行专项切块，如通过减持国有股等来陆续冲抵，尤其是补偿对于国企老职工的欠债。由于这一部分的积累主要是靠老职工积累起来的，进行切块也在情理之中。
吴忠民简介
吴忠民，男，1959年生于青岛市。1985年至2000年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88年任讲师；1988年被破格聘为副教授；1992年又被破格聘为教授。在山东大学工作期间，自1995年起，历任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发展学院院长等职。2000年调至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现为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入选者，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公正研究，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独立撰写的著作有：《历史原脉与现实走向》、《中国社会发展论》、《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社会公正论》，主编《发展社会学》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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