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E M B A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别津贴。

　　198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师从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张培刚教授；1986-1988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世界银行E D I进修和工作；1984-1996年，中央财经大学任教。

　　主要专业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计委及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国家社会科学“七五”、“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家“十五”、“十一五”发展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等。

　　曾出版中、英文专著(包括合著)二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其中部分成果曾先后荣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著作奖、国家计委及宏观经济研究院科技进步奖、优秀研究成果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奖项。

　　□记者 方烨 实习生 张彬 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87期日前召开。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发表题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主题演讲。他表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南北发展不平衡，中美贸易顺差是全球化的结果，我国是全球经济失衡最大的受害者，在此形势下我国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要素投入支撑的增长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的经济增长，优化国际收支结构，通过扩大内需、扩大进口和走出去实施再平衡战略。

　　全球经济失衡根源是南北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指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即全球经常项目发生了系统性的偏差。2003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顺差快速增长，而2003年以来发达国家的逆差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张燕生说：“国际上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南北失衡。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与经济发展所出现的失衡有重要关联。正是这样的失衡，才出现南北、发展和发达国家之间系统性的偏差。”

　　逆差主要是在美国，有大约八千亿美元。顺差则主要在四个经济体。2006年这四个经济体顺差情况如下：中国2533亿美元，中东2521亿美元，德国1902亿美元，日本1705亿美元。

　　美国的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提交美国国会的一篇很有分量的报告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在于失衡，中国和美国应当各承担失衡的一半责任。当前有这样的一种舆论：即美国人消费太多，是因为中国人储蓄太多；美国人进口太多，是因为中国出口太多。

　　实际上，关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国际上的学者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判断和分析的。张燕生表示，中美之间的不平衡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工序分工的结果，也是美国对华不公正贸易的结果。全球工序分工导致全球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后道工序，会用投资的方式转移到中国。

　　人民币汇率调整也应审慎。张燕生说，在2010年韩国首尔G 20峰会中，有人在汇率问题上试图提出一个数量的标准，即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 D P的比例不能超过4%。

　　中国人民币汇率近几年的年度升值幅度是6%。当人民币升值6%以内时，企业可以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新产品，更新设备，调整产品的价值率等手段，让出口的价格指数得到改善和上升。

　　但是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超过6%，再加上劳动成本提高10%到20%，加上土地成本上升，煤电油运成本的上升以及其他要素成本上升，再加上政府的各项政策，出口就会受到很大打击。

　　2007年3月到2008年三季度，也就是在本轮美国金融危机对美、日、欧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损害之前，中国对美、日、欧的出口已经大幅度下滑，下滑到只有美、日、欧平均进口增长速度的一半。

　　据张燕生介绍，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的汇率实际上经历了美元危机。这场美元危机，是美国为了走出滞胀，搞了一个供给端的结构改革，其核心就是大幅度降低美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度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就是增加军事研发的投入，减少教育和社会公共财政。

　　这场供给端的革命，或者供给端的调整，为美国带来巨额的财政赤字，美国为了财政赤字融资提高了利率。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连续升值了5年，升值幅度达30%之多。

　　结果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 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这个协议的本质就是日元要升值，要帮助美国摆脱困境。张燕生说：“美国人生病的时候，他总会让别人吃药。我们看一看日本吃药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日元的汇率从1985年的花园广场协议以后持续升值。这个升值的过程，实际上是日本的人均G D P和美国的人均G D P迅速的缩小差异的过程。”

　　在1980年，日本的人均G D P相当于美国的63%到64%左右。这场升值周期和日本贸易摩擦周期接触是1985年到1995年，1995年是日元升值的一个最低点，在这一轮上，日本的人均G D P是美国的1.5倍。现在日本人均G D P相当于美国人均G D P的87%左右。实际上，日本在美国调整失衡的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张燕生认为，中国是一个转型中和发展中的经济体，汇率调整的前提是不对本国经济和出口产生实质性的损害，因此它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国深受全球经济失衡之害

　　张燕生说，中国过去潜在G D P是8%到9%。2003年到2007年期间，中国的潜在G D P是多少？审慎一点的学者说10%左 右 ，乐 观 一 点 的 学 者 说 绝 对 是 高 于10%，长期均衡趋势是高于10%。美国潜在的G D P在IT革命前是2.5%，经济繁荣期间达到了3.5%，泡沫经济时期达到了4%以上。从1990年开始，美国的房价年度平均水平就没有降过，2000年上半年美国的G D P高达6%，下半年美国的G D P跌到了1.6%，但是美国的房价却暴涨。

　　从1990年到2003年，全球的原油价格是稳定在22美元到28美元一桶的水平，从2003年开始，全球原油的价格出现了井喷式的上升。哪来的需求的冲动？能够把全球的油价从22美元到28美元一桶的合理均衡的价格区间，一直拉到147美元？

　　全球的铁矿石价格从1990年一直到2003年，都稳定在20美元到30美元一吨的水平，铁矿石的价格长期低迷，铁矿石的供求关系长期是供大于求。从2003年以来，它就出现井喷式的上升，一直达到180美元一吨以上的水平，什么力量能够把全球的油价和资源价格抬上去？

　　2001年IT泡沫破灭产生了全球投资恐 慌 。2000年 全 球 直 接 投 资 跌 到 了53%，而且一直跌到了2004年。在此形势下美国的房价仍然是在往上涨。从2002年开始，美国家庭的负债率呈两位数急剧上升，即美国的家庭在放肆的借贷消费，美国金融结构信贷的增长率也呈两位数的上升。而它所创造的巨大的需求，既害了美国，也害了世界。

　　张燕生说：“其实跟全球油价走势很像的是美国的资产证券化，是美国的所谓的金融创新，金融杠杆。这个杠杆从2003年开始出现了一个紧喷式上涨，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非理性繁荣。最后引起了全球进口和投资的高涨。结果一旦陷入危机，一个一个国家就陷入了困境。”

　　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2年开始出现了井喷式的上升，全球投资中国，从供给端看好WT O以后中国的前景。但是从需求端来讲，全球的泡沫经济拉起了需求，这个需求最后投资到了中国，在中国生产，在中国组装，在中国出口，拉起了中国的双顺差，拉起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加。

　　前两轮泡沫经济都伴随着美、日、欧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轮持续下降带来IT泡沫，第二轮泡沫下降带来金融和楼市的泡沫破裂。现在美、日、欧的利率又都接近零，且现在还继续搞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它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张燕生认为，它会带来整个美国国民经济的负储蓄，它会带来全球性的能源、资源价格的井喷式上升。

　　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重灾区，主要是欧美；另外一部分是波及区，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危机重灾区的欧美经济复苏主要靠两种方法，一是分发货币，也就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在别的国家制造泡沫经济来实现他们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二是靠出口，也就是在全球需求的蛋糕不断缩小的情况下，美国要拿走更多。奥巴马提出来，5年美国的出口要翻番，要在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市场，每一个行业寸土必争，要打开对方的市场。这场危机也大大挤压了中国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促改革的时间和空间。

　　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从2007年开始每年要增加4000亿美金，中国要用大量的一般贸易的进口来弥补跨国公司加工贸易的顺差。在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中，贸易顺差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投资收益的比重持续上升，加工贸易的顺差是总顺差的135%，也就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顺差是总顺差的135%。美国用农产品平衡贸易。美国只有六七百万农民，中国有六亿农民，美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是有利于六七百万美国农民，但是它会伤害六亿中国农民的利益。这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冲击很大。

　　张燕生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失衡最大的受害者。在这个阶段，美国也出现了制造业持续下降，金融和房地产持续上升的结构性变化。虽然说美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的比重并没有下降，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并没有下降，但是它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从长周期的角度来讲，美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48年的22%，一直下降到现在的8%以下，美国的出口在世界出口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但是在全球三大网络东亚、欧洲和北美的对外金融资产结构中，美国的股权投资是最高的，它持有亚洲的股权投资高达71%，亚洲持有美国的股权投资只有14%，在中国将近4万亿美金的对外金融资产，股权投资只占6%—7%。

　　张燕生说：“我们的对外金融负债是三资企业的投资，它的资产净收益高达21%，可是我们要买10年期的美国国债，不算货币升值贬值的比例，也不算通胀的损利，名义回报也就只有3%。美国的出口并不仅是从美国出口，而是从全世界出口，它已经完成了美国的全球生产体系，就像它完成了全球的货币体系一样。”但是，张燕生说，“这场泡沫经济也害了美国。”

　　中国经济亟待转型

　　2010年10月15日，美国对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补贴政策启动301调查，对中国的风能、太阳能，高效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提出了301调查。中国和世界发生摩擦的工具，已经从前30年的反补贴、反取消、技术贸易壁垒和特殊保障措施，从这种常规性的贸易救济措施，开始转向了国内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政府采购、进口替代、环境标准和劳工权利。

　　张燕生说，虽然在这次危机中，中国仅仅是受到波及，但是从长期看中国面临着巨大问题。中国需要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从要素投入支撑的增长转变到要素生产率支撑的经济增长。

　　中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进入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阶段，现在可以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5千万人，多一点的说法是8千万人。若一年从农业、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1千万人，那么这种有限剩余的劳动力，10年内就会转移完毕。从薪水方面说，最低工资标准在浙江上升了60%，在上海上升了50%，在珠三角上升了30%到50%，在江苏上升了将近30%，并且这样的涨薪潮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另外，中国的要素成本也开始持续上升，比如油费、电费、气费和土地价格等等。

　　印度15岁到34岁的绝对人数比中国多，印度的工资和成本远低于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有大量的国际资本投资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一旦基础设施改善了，这将近4亿的印度年轻人就会参与国际分工，他们参与国际分工以后，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恐怕就要告一段落。

　　如何能够实现从过度消费劳动力的模式转变到集约化消费劳动的模式，从价格战转变到差异化战略，如何能够从模仿走向创新？张燕生认为，从技术创新方面讲中国在进行模式转变上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自主研发的能力很弱。从研发强度来讲，国企研发强度高于民营，民营研发强度高于外企。创新有三大体系，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像两弹一星，第二个是大企业层面的，如高铁大飞机，第三个层面是小企业层面的，这个层面上，我们整个的环境，对它们不支持。

　　第二个问题是创新资源最多的地方，像北京、上海并没有培养出一批能够挑大梁的自主型企业。而在市场竞争环境最好的浙江，民营企业想转型升级，突破头上的“天花板”却比登天都难。

　　第三个就是，韩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其技术贸易的作用是有限的，进口发挥了支配性的和主要的作用。我们前30年用市场换技术，以求得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然而直接的技术外销效果不显著。

　　中国经济转型，另一个急需做的事情是优化国际收支结构。张燕生说，当我国的经常项目在1993年以来持续顺差时，就代表了我国的实际资源长期的净流出，中国用资源生产的产品卖给别人，却没有换回同等数量的别人的实际资金。

　　他认为，应将中国近4万亿美金的对外金融资产进行再配置，持续提高我们的股权投资比重；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管理，合理外汇储备的规模是六千亿到八千亿，其他部分应该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剥离出来，放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长惠于民。

　　在我国招商引资的资金结构中，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非制造业的比重，尤其是房地产和城市化相关的市政建设的投资大幅度的增加。在引资结构中间，外销型的外资比重大幅度下降，内销型的外资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过去到中国投资，产品是返销境外，现在产品主要是在中国销售。

　　在2008年改革之前，国有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是30%，民营企业实际税收的负担是22%，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税收的负担是12%，外资产品有全球的产品价值链的分配，而且外资往往是有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国际竞争经验，因此应当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2008年以后，中国实现了两税合一，不管资本来源和所有制结构是怎样，都执行25%的税率。

　　实施再平衡战略。从国际贸易理论来讲，我国过去的工业化战略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外向型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另一个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主要是用保护和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用本国的工业体系替代进口，那么这两个战略，从道理上讲，后者应该好于前者，从时间来讲，前者好于后者。

　　张燕生认为，我国还是应该实施再平衡的战略，首先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抑制进口，为世界的增长做出贡献。这个战略不是一个内需结构和外需结构的关系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战略的转变，中国要完成由前30年外向型的小经济体战略转变到扩大内需的大国战略。

　　其次是实施扩大进口的战略，应该让进口成为我国下一步转型升级的动力来源。把内需战略同国际化战略结合起来，也要避免内向型的经济取向与世界联系的疏远。扩大内需战略，包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调整、扩大消费和中产阶级培育，应该与经济国际化联系起来，包括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和贸易的国际化。

　　第三个战略就是走出去，尤其是股权投资，和战略型资源储备的投资，对外汇储备资产重新配置。从前30年的被工序分工转变到未来30年的主动分工，从新兴市场做起，逐步建立中国自主的全球生产体系。主要包括：在新兴市场上加快推进境外平台建设，发展自主的国际营销渠道和全球营销体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特比较优势的水果、蔬菜加工分销基地和网络；逐步建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组装、生产资料和零配件供应的全球配送和物流体系；在新兴市场，鼓励发展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贸易相匹配的银行、人民币出口信贷、贸易融资及结算体系。

　　全球的经济失衡，既是风险也是机遇，就当前的国际环境而言，中国仍然处于快速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现场问答

　　问：世界货币体系怎样演变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

　　答：现在的货币体系主要是用美元结算的。这种体系当年是通过前苏联的帮助确立的。原来美元只是美国本国的支付货币，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苏联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就把一部分美元放在伦敦用于国际结算，于是出现了在欧洲的美元。后来在日本又形成了亚洲的美元，最后的格局就是使美元形成了全世界的货币结算体系。

　　那么，现在这个体系一定有那里不是那么好。要不然欧洲人不会在用了60年后，最终努力创建了欧元。如果未来欧元还能够再存在60年，那么欧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可能将从25%上升到35%。如果人民币能够再使用60年，人民币在国际的储备货币中会占到15%的比重。那么欧元和人民币加起来，占的比重就可能达到50%，再加上占总比重10%的黄金和瑞士法郎，那就是60%。到那个时候，美元也就只占40%。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投资者、每一个贸易者、每一个生产者和每一个老百姓在选择资产的时候就可以在美元、欧元、人民币和其他的货币中间有一个对冲风险的选择。

　　但是如果欧元在未来几年便消失了，不存在了，那全世界还有选择吗？在全球治理结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大家要想不遭受系统性的风险，就必须要让世界货币体系一步一步地朝稳定的均衡的货币格局演变。所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使我们知道了全球化的风险究竟是什么和如何化解全球化的风险。

　　相关链接

　　左小蕾：全球经济存在四个严重失衡

　　第一方面，国际贸易失衡。这是以美国与99个国家的逆差为特征的。全球贸易失衡始于上世纪70年代。进入21世纪，美国贸易逆差最高扩大至6%左右，中国成为美国新的贸易顺差国。全球也达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大贸易失衡。

　　第二方面，全球外汇储备失衡。数据显示，全球外汇储备自2000年起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大幅超过国际共同认定的三个月进出口需要的合理水平。

　　第三方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2007年12月27日，国际清算银行公布，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全年规模达到596万亿美元，十倍于全球G D P总量。资产价格泡沫迅速膨胀，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扩张，最后把失衡推向了危机。

　　第四方面，发达国家主权债失衡。依照国际社会共识，国债占G D P的60%是安全经济线。2007年危机之前，美国未偿还国债总额占G D P的64%。2010年三季度美国国债超过13万亿，达到G D P的89 .73%，其中4.31万亿为外国人持有。

　　(据《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