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石油史研究中，由于受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影响，这种“铁人精神”很难有自己的位置，因为人们多以垄断程度或竞争程度来叙述1949年以来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历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在很多领域做出了很多探索，有些确实失败了，但是在石油工业史上，以“铁人精神”为代表的能动性的发挥，又确确实实地产生了巨大效能。如果不能给予合适的理解，那么我们不仅没有直面真实的历史，也无法解释1979年以前中国石油工业的成就。梳理当代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史，不能不从理解“铁人精神”开始。

　　此前中国一直是“贫油国”，1948年10月～1949年9月，是近代中国产油最多的一年，其中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四大类产品总共才3.5万吨。即使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青海冷湖油田、石油沟油田、独山子油田等，到1957年原油加工能力为173万吨，油品自给率也才39%。

　　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1964年开始大规模采油，1965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同时独立自主地研究开发了催化裂化、铂重整、加氢裂化等技术，中国在短短数年中掌握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炼油技术，实现了低水平的石油自给。在“石油大会战”和“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中，60年代中后期，中国相继建设成胜利油田、长庆油田、吉林油田和中原油田，引来70年代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大规模发展。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一亿吨大关，成为继前苏联、美国、沙特阿拉伯、墨西哥之后的世界第五产油大国。石油是工业的“粮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国上世纪六七十代年的石油石化工业，就为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时期工业的飞速发展打好了“粮草基础”。

　　众所周知，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及1960年的石油大会战，是在国内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反对势力大搞封锁的环境下，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也就是说，当时开发大庆油田，不仅石油工人是“无产”的阶级，而且国家也是资金贫乏的。原石油工业部调集全国各路精兵强将，在大庆展开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

　　1960年2月1～5日，石油部党组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松辽石油会战。2月13日，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党中央正式批示下发。2月21日，石油部党组在哈尔滨召开松辽石油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作出“关于全国石油系统37个局、厂、院、校由主要领导带队，组织精兵强将，自带设备、工资参加大会战的决定”。以大同镇一带为重点，划分五个战区：葡萄花战区，由松辽局负责；高台子战区，由玉门石油管理局负责；太平屯战区，由青海石油管理局负责；杏树岗战区，由四川石油管理局负责；萨尔图战区，由新疆石油管理局负责。要求各石油管理局3月份调动人工，4月份抵达战场，5月份开展会战。

　　他们苦战3年拿下大庆油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铁人王进喜。1964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并多次接见铁人王进喜。“铁人”精神就是对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的思想、品德的概括。“铁人”精神在当时主要表现在一系列以口号为命名方式的行为上，很多是对得上现在的管理理念的：

　　创业精神——“早日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摔到太平洋里去”、“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质量管理——“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

　　民主管理——“当了干部，还是个钻工”、“决不能特殊，决不能高人一头”；

　　创新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自主研发——“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

　　员工忠诚——“要为祖国油田负责一辈子”；

　　客户至上——“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以人为本——“关心别人胜过自己”、“让工人有个窝儿”；

　　细节管理——“好作风必须从最小处培养起”。

　　“大庆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总结。1964年，中央专门转发《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总结了大庆会战的9条经验，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现代化企业要认真搞群众运动；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领导干部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培养一个好作风；全面关心职工生活；认真地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1977年4月20日～5月13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会议指出：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

　　即使改革开放时代，这种精神也依然被倡导。1981年，中央47号文件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大庆职工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封锁，那种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在严重困难面前，那种无所畏惧、勇挑重担、靠自己双手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在生产建设中，那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讲究科学、“三老四严”、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求实精神；在处理国家和个人关系上，那种胸怀全局、忘我劳动、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同时指出，大庆油田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为我国工业生产建设提供了丰富经验。

　　对于以“铁人精神”为主要代表的“大庆精神”的解释，现在的官方版本是：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这在当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第一篇公开向全国报道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编后话”明确指出：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现在该如何理解当时中国人的自我表述呢？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公有产权激励机制的一种表现。任何一种产权激励机制都有自己的有限性，都需要一定的条件，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中失效。私有产权激励机制也不例外。产权激励的前提是财产权利与产权主体处于一种动态关系中。一旦这种关系静态化，任何产权的激励机制都会失效。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逐渐地演变出国有化与私有化周期性轮换的政策，尽管表面上这是政党轮替的结果，而其实就是产权动态化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动态化还表现在两者的相互渗透。可以说国有化、私有化的相向运动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无处不在。而国有化或私有化的国家政策只是在这种相向运动出现严重失衡的时候才出笼的。换言之，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呈现出混合交错和周期轮换的辩证关系，这也是混合经济中不同所有制相互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形式。

　　在石油大会战时的工人看来，祖国是工农的祖国，是全民所有的祖国。这种自我理解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一种激励机制，都必须最终转化为激励对象的自我想象。也许某些经济学流派会认为这中间可能有虚幻的自我想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自我想象的行为是真实的，是有结果的。当年的石油大会战确确实实发生了，确确实实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公有产权的激励机制方式是多样的，是可以不断发现、发展、创新的。综合各方面的文献，笔者如此归纳“铁人精神”式的公有产权激励机制的结构要素：

　　1、非激励主体造成的“无产”者及其集体。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激励主体。公有产权的激励主体具有抽象性，但也有具体性。在石油大会战时期，具体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各人民政党和人民团体、各种集体组织等。抽象性就表现在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是非激励主体造成的“无产者”。王进喜5岁时，父亲受地主迫害被送进大牢。为了活命，年幼的王进喜领着在牢中瞎眼的父亲四处乞讨。1938年初，15岁的王进喜在惨无人道的石油公司扬子公司干活，曾经被关押、毒打，直到解放。对于他们来说，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翻身做主人，就是最现实、最根本的产权激励。这是无法抹杀的。

　　2、可预期的延迟消费。这是由“无产”和“资金贫乏”的现实前提所决定的。激励对象的消费都具有一定的延迟性，但它的可预期性是不能动摇的，否则激励行为就成为一种欺骗。在那个岁月，石油工人后来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保障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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