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钱借给中低收入群体，对放贷机构意味着什么？在美国，它成了“次贷危机”，甚至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那在中国会怎样呢？

　　文|本刊记者 李冬洁 出处|英才杂志1月刊

　　把钱借给中低收入群体，对放贷机构意味着什么？在美国，它成了“次贷危机”甚至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那在中国会怎样呢？

　　对宜信CEO唐宁而言，把钱贷给中低收入者并不是什么冒险的事，关键是如何来贷。实际上，自从2006年创业起，宜信大多数的客户都是中低收入者。

　　千万别以为宜信是一家普通意义上的商业贷款公司，其实它只作贷款的“第三方平台”——不管理资金，只管理信用。在宜信，资金的出借方并非将资金交给宜信，而是直接交给有资金需求的人，出借方不仅掌握了贷款人的基本信息，还能动态地了解其资金使用方向和工作、生活的进展状况，一切都是透明的。

　　嫁接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教授的穷人信用试验和西方成熟的商业模式，产生的中国宜信，是唐宁的独创。公司开业两年多来，照唐宁的话讲，“市场非常大”。

　　师从穷人银行教父

　　穷人也有信用，穷人的信用并不比富人差。

　　原本唐宁只对信用感兴趣。

　　在北大数学系学习后，唐宁去美国进修经济学。在那里他看到了另一种活法，“美国办事效率非常高，人们生活得十分悠闲、自得”，这与中国产生了鲜明的反差。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忙碌，那么累，而最后往往事倍功半？

　　这个问题纠缠了唐宁好一段时间。后来他找到了部分答案，那就是——信用。

　　“在一个诚信的体系中，大家都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样就很容易进入交易。在中国却恰恰相反，大家互相揣度，进入最后的交易实际很难，就是在一起吃了多少顿饭，也不能排除交易的欺骗性。所以，整个社会的交易运作成本也就高了。”

　　建立信用是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听说孟加拉尤努斯教授创办的格莱珉机构专做穷人的信用贷款，带着疑惑，唐宁直接跑到了那里，成了尤努斯教授的一名学生。

　　学习不仅是在格莱珉总部，唐宁还时常往田间地头跑，直接观察贷款农民的劳作和生活。看到有的农民靠贷的一点儿钱，买了牛或者其它生产工具以后，生产率大大提高，生活水平也水涨船高，他恍然大悟，“穷人之所以没有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

　　一段时间后，唐宁拿到了关于信用的一手结论：穷人也有信用，穷人的信用并不比富人差，格莱珉机构的还款率高达98%。

　　如果说在孟加拉的实践让唐宁解密了信用之码，毕业后的美国投行经历则让他 “灵机一动”。在唐宁的客户群里，就有第三方平台式的信用服务公司，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让唐宁大受启发。他想，为什么不利用这种模式服务于中国信用价值未被释放的庞大消费者群体呢？一点儿钱或许就可以改变一些人的一生。

　　多年后宜信出世了。“公益化和商业化的结合才能让事情具有持续性，纯粹的捐献对人的帮助是很有限的，要让受益人具备自身的‘造血’功能。”助学、帮人买电脑，在唐宁来看，可以视作帮孟加拉农民买牛，因为“同样都会提高生产率，改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