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窦尔翔

　　8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6.3%，连续三个月回落。记者就CPI的变化，采访了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窦尔翔。窦尔翔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人员流动频繁，房地产价格不断被重估，存在较大的投资机会，而中国完全将房价排除在CPI计算之外，这种极端的计算方法显然不合逻辑和事实。另一方面，中国CPI中食品的权重占到三成以上，食品价格的变动对CPI的影响很大。所以，及时调整CPI组合内容，可以提升CPI数据的有效性。

　　窦尔翔说，CPI只是一个完整链条中的一个环节，CPI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当国内食品价格出现全面、快速和持续上涨时，它预示了我国可能已出现了全面通胀压力。因为，食品价格全面上涨会以循环的方式向其上下游产品的价格传导，并可能形成新一轮的价格上涨浪潮。粮食涨价源于供求两种因素，从消费来讲，粮食消费总体可以分为两类，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前者主要指饮食消费，又包括国内消费和国外消费(粮食出口)。后者主要是指乙醇项目等以粮食作为原料的生产性消费。就我国来说，粮食涨价具有双重因素。国际粮食价格上涨传递到国内来，这是一个不可控因素；而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国际国内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粮食加工业的繁荣，成为刺激国内外粮食需求增大的原因之一。而国内粮食产品比价的下降、农民工撂荒、耕地面积的减少则造成了粮食供给的减少，供求双重原因促使粮食价格上涨。

　　窦尔翔认为，流动性并非是引起消费品上涨的直接原因，但却是引起投资品或要素品上涨的直接原因，从而通过生产成本环节成为消费品涨价的间接原因。近年来，房地产、能源、矿产资源、GDP、中国企业、甚至货币等都成为热钱追逐的目标。

　　在工资不涨的条件下，油、肉、气、服装、楼价、燃油等价格上涨，具有明显的收入分配效应。从长远来看，随着物质财富的逐渐丰富，人力资本逐渐呈现稀缺状态，其价格也具有逐渐升高的趋势。但工资提升周期具有阶段性，同时工资提升具有“刚性”特征，调整工资一定要谨慎，不能仅因为CPI升高，就要求调整工资或者通过调高工资来应对CPI。从目前我国人力资源价格来看，其价值有低估之虞，应当适当提升。至于提升幅度，有待于量化研究。

　　窦尔翔说，CPI不能有效衡量中国经济结构状况。CPI的本质是货币与某些特定消费品双方“价值(格)”比较的相对变化，因而它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它的作用是反映居民对部分商品购买力变化的指标，而不能反映生产结构。但是，一方面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无法区分、生产要素和消费资料难以区分；另一方面即使能区分开来，这两对范畴也互相影响。所以，只考察CPI对经济的预测和意义有限。只就CPI而进行政策设计，政策效应必然具有片面性。

　　窦尔翔说，应正确认识房地产价格对CPI的重要影响。房地产价格是引致CPI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我国来说，既不能放任土地私有化，放纵房地产成为GDP的支柱，也不能任由国家随意确定土地产权的有效性，不能随意打压GDP。对于房地产市场制度建设的把握，是一种艺术，这将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同时，也是CPI指数保持健康状态的关键之一。工资适度提升是价值平均化的表现，是一种合理要求。长期以来，我国人力资源处于不平等位置，工资水准低估，造成对CPI指标的敏感性提高，对高位CPI的承受力和忍耐力下降。粮食等主要消费品出口应提升出口价格或征收出口税。加息对消费性信贷、投资型消费有直接遏制作用，对双重性消费(投资型消费和最终型消费)也起一定的直接作用，但对消费指数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要正确理解加息对CPI作用的机理以及客观地估计加息效应。

　　由于我国地域性和城乡性二元结构特征、条块性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制度频变性特征，我国不仅形成了丰富的多阶层特征，也形成了阶层的变动性特征，这要求我国CPI的设计应当具有多样性和针对性，不能仅限于单一的、综合的、普适性的指标，以增强CPI的揭示效率。

　　窦尔翔认为，应构建包含CPI在内的弹性比价体系。CPI是众多资产之间比价关系的特定部分，具有弹性的比价体系有利于客观反映资产的稀缺性和估值变化趋势。比如市盈率、房价收入比等都是两种资产之间的比价关系。对我国来说，目前打破垄断，构建以人为本的平等的消费和投资机制则是构建弹性健康的CPI机制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