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让劳动者平等分享快速经济发展成果

　　-特约记者 杨俊 洪群联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日前，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在接受采访中认为，迫切需要建立劳动者充分平等地分享高速经济发展成果的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防止“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在当前物价指数上涨很快的情况下，政府要着力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生活压力，防止“物价侵蚀工资”现象。

　　辜胜阻指出，在我国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个“下降趋势”值得关注，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且呈下降趋势，二是国民收入分配最终格局中居民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过低、资本所得过高，形成了“利润侵蚀工资”现象。统计表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已从1990年的53.4%下降为2006年的40.6%，十几年间下降了12.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利润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不仅如此，不同类型的行业及企业员工的收入差距明显，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占有和使用的是全民资产，但在分配时却享受着远远超出一般竞争性企业的工资水平。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披露，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多数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则较低，福利待遇保障制度不完善。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中，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过快，居民所得增长较慢。从2002年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6年为57.1%；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引人关注，2003年-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约17万亿，年均增长22.1%，远高于GDP的增速。

　　从长期来看，资本所得比重上升有来自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长期以来劳动力供大于求；而且，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资本，“重资轻劳”，不惜以降低工人待遇为手段人为创造引资“政策洼地”，导致了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增长缓慢。同时，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力度有限，公共支出不足，最终导致了居民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不断下降。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关系失衡，劳动所得在收入分配中比重不断降低会带来内需不旺、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从总体水平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30年来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仍然迫切需要建立劳动者充分平等地分享高速经济发展成果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所得在最终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尽可能使居民收入和劳动所得同企业利润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及经济发展保持相对协调的关系。

　　辜胜阻认为，工资的形成与决定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共同制约，但政府要通过协商机制和相关制度的建设来调节工资增长。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今后三年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在900万以上，2008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将在500万以上，“十一五”期间预计转移4500万农村劳动力，同时企业改革和重组也将分流大量人员。劳动力需求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这样，受劳动力供求规律的影响，工资增长很难完全跟上人们的预期和经济发展速度。私营企业中“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雇主盼望少给，职工盼望多得”的利益指向差异是普遍存在的，雇主往往在工资契约中居于有利的地位。企业内部要建立合理的工资权益保障机制和健全的工资增长机制，基础条件是构建“和谐稳定、平等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劳动关系，构建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集体协商的共决机制的核心目标是要找到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均衡点，关键措施是要实现企业的内部调节机制与外部“三方协商”机制相配合。通过政府、企业、工会组织建立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可以在符合三方基本利益的框架内化解工资水平决定过程中存在的异议，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工资调整方案，使工资水平调节满足各方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

　　针对当前物价指数涨幅较快导致“物价侵蚀工资”的情况，辜胜阻强调，政府要通过财政政策着力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生活压力。从去年开始的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涉及普通老百姓基本生活需求的必需品，如猪肉、食用油、柴油、液化气等价格的上涨幅度较大。2007年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2.3%，占全部涨价因素的85%。今年2月CPI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3.3%，其中猪肉上涨63.4%，鲜菜上涨46%。在生活必需品领涨的情况下，消费品支出的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工资等收入的增长。在我国现阶段这种特殊的劳动力供给、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背景之下，处于社会收入结构“金字塔”底层的劳动者数量庞大，他们的恩格尔系数高，日常支出中以食品等刚性需求为主，对于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变动的反应更加敏感，对平抑物价、增加收入、完善社会保障等的呼声也更加强烈。当务之急是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扩大供给，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突出财政的公共性特征，加大针对低收入家庭和个人的转移支付，着力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生活压力。财政补贴救助是物价上涨时期缓解低收入人群生活困难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体现应急性特征，制定差别化策略，注意补贴方式和内容有所选择，补贴人群和家庭有所侧重。财政补贴可通过发放实物救助卡、实物救助券的方式进行直接救助；补贴内容应重点放在价格涨幅较大的食品方面；补贴的主要方向应重点集中于在校学生、低收入家庭和特困家庭。同时，还要通过增加财政对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保障力度，降低居民在公共支出体系的分担比例，使居民在平等分享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的同时提高其实际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