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改革疲劳症

　　年初以来，若干官员、媒体发出思想解放的呼吁，但是，似乎民众整体反应并不强烈，甚至不乏怀疑。中国社会似乎患上了一种改革疲劳症。

　　甚至不止是疲劳。近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但相当一部分民众却有一种福利增长缓慢或者负增长的强烈感觉。这种感觉在公共空间发酵成为对改革的合理性、正当性的反思。人们也发现，某些对政府有利、对部分企业有利的改革措施，雷厉风行，而关涉民众自由、权利、利益的改革，却迟迟不能出台。很多冠冕堂皇的改革措施，到头来却在巩固某些企业的垄断地位，在限制民众对财产的权利。见多了这样的改革，民众也就对“改革”逐渐丧失热情了。相应地，鼓吹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声誉扫地，出台改革措施的某些监管部门也声誉扫地。

　　问题出在哪儿？对现实比较了解的人恐怕都会同意，中国的制度转型远没有完成，足以稳固地支持自由、繁荣之国度的制度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而，带有革命意义的改革事业远未完成。理论家、舆论界一直告诉民众，民众是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但民众现在却不领情。而没有民众的意见支持，改革是难以成功的。

　　症结恐怕在于，过去若干年来出台的不少改革措施，有改革之名而无改革之实。那么，什么样的改革才有改革之实？总结改革三十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立的经验性命题：真正的改革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民众自由、权利、利益的措施，而这些改革必然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说，它是由民众率先突破旧制度进行规则创新，而后由政府予以承认、推广。相反，那些大体上由政府部门策划提出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要么会没有改革的效果，要么更糟糕，与真正的改革背道而驰。

　　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完整的改革措施当然是要由政府以政策、法律的形式推行的，但是，进行改革的政府面临一个信息难题：该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如何制定正确的改革方案？计划体制之所以失灵，根本原因是计划当局无法获得制定计划所需要的信息。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这样的信息分散在无数人那里，根本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中。改革者面临同样难题。人们都知道改革的大方向是法治、市场，但任何一项可操作的改革措施却总是具体的，具体应当先进行哪项改革，新的规则应当是什么，远不是显而易见的。

　　民众的自发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改革者所面临的这一难题。民众痛切感受到不合理的规则的祸害，自发地寻求突破这些规则，并会创造出新规则。这些新规则既然是民众自愿交易的结果，当然也是相对公平的。民众创新规则的努力也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体现出一种自由、权利的合理次序。因此，假如政府在制定改革方案时，以民众创新的规则为基础，则改革措施就会合乎正义原则。

　　反之，如果政府自行规划改革方案，那么，改革措施之逻辑未必对应于民众对自由、权利的需求，反而可能导致改革进程之非均衡性：民众已经表达的需求未得到满足，却被法律奢侈地赐于了对他没有多大价值的自由与权利。更有可能，相关方案的制定者让自己的利益考虑支配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一如计划当局经常变成特权的制造者一样。

　　因此，民众自发创新规则、政府予以承认的变革模式，既能解决制定改革方案的信息难题，也大体能够确保改革方案的公正性。这样的改革路径也能够显示政府的政治责任感。

　　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摸着石头过河”论的智慧及局限性。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不事先设定一个整全的改革方案，对政府制定完整的改革方案的能力表示怀疑，放手让民众、让基层政府进行尝试。所谓“不争论”，也是要求政府别急着压制民众进行那些表面看起来“不合法”的尝试。

　　因此，“摸着石头过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明智的改革思路。但是，这种模式并不总是有效，它对掌握着权力的政府提出了很高要求，要求政府既无须超前、但也不能落后于民众的创新尝试。但政府不可能总是做到这一点。它经常在改革初期有效，那时政府对改革也拿不出成套方案来。但改革进行一定时期后，政府很可能相信自己有能力制定出完备的方案；或者政府很可能已经摆脱迫在眉睫的危机转而再度追求特殊利益。不论哪种情形，改革措施都会偏离民众对新规则的需求，这样的改革必然引发改革疲劳症。

　　目前的政治结构与各个积极的社会力量有没有能力克服这种改革疲劳症？关键恐怕在于政府是否愿意尊重民众创新规则的权利，谦卑而又积极地认可民众创新的规则。

　　(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